参天水利资源工程研考会《工作通报》No.2003-24
2003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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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险地为宝地 化"腐朽"为神奇
柯堤
笔者是湖南人，上次回家乡是1987年，至今已近二十年。说来惭愧，这些年来余之足迹虽遍及青藏云贵高原、大河上下、长城内外，大漠黄原、黑水白山，惟少念及桑梓之地；然三湘四水的父老乡亲却不以吾为非，"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开轩面场圃，把酒问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此景此情，感慨系之。
此次故乡三千里之行，与众多同仁相谈甚洽，获益良多，个中忧乐，难以名状；访湘西凤凰古城，后作改诗一首，聊表万一：凤凰城内凤凰游，凤去城春江自流，苗疆花草埋石径，明代烽台成古丘，南华半落青天外，沱曲中经风雨楼，纵有浮云 能蔽日，武陵山水自悠悠。
返京之后，又登门拜访我国水利界泰斗林一山前辈，专门请教有关荆江防洪和洞庭治理之策，遂成此文。
一、洞庭农耕，盛极而衰
公元1542年，明朝宰相张居正（湖北沙市人）尽堵荆江北岸诸口,荆江大堤由此连为一体。公元1860年、1870年发生了两次特大洪水，藕池和松滋相继溃决，荆江余洪（占洪水的四分之三）全部涌进洞庭，随洪水而带来的泥沙也不断增加，大部份留在了湖盆。洞庭泥沙主要来自长江，自荆江三口入湖沙量占总量的80％，年均1.4亿吨。1951~1998年的47年中，三口输沙67亿吨，四水输沙16亿吨，沉积湖内62亿吨，每年平均淤积泥沙1.28亿吨，47年间河湖平均淤高1.4米。
以1937年、1954年和1998年实测水文资料相比较，在相同洪水流量下，城陵矶水位抬高约一米；在相同水位下，汇洪水量减少2.5万个流量。这样就加大了水患的潜在威胁，因此，湖庭湖区乃至长江中下游的洪涝灾害日益频繁严重。
从公元前155~1948年的2013年中，洞庭湖区发生水灾468次，平均4.8年一次，而在1950~1998年的48年中，却发生水灾43次，平均1.1年一次。这表明洞庭湖水灾的频率明显加剧。
水灾带给洞庭湖区人民的损失和危害越来越大：1991年洪灾损失28亿元，1993年增至92亿元，1994年急增至152亿元，1995年猛增至203亿元，1996年突破300亿元大关，湖区上百万灾民在数米宽的大堤上风餐露宿达数月之久，1998年洪灾损失更是有增无减，成为天文数字。 90年代以来，频繁的外洪内涝使洞庭农耕元气大伤，此其一也。
有人形象地说，湖区百姓"吃饭靠电排，保命靠大堤"、"生命不息、修堤不止"，为了生存，他们每年都要承担额外的负担和沉重的岁修劳务。如今洞庭湖区一般年份，每一劳力每年用于大堤的修防工日占生产用工的30％，岁修费用占一年总费用20％以上；到了大水之年，这个比例还要随水位的上升而加速提高，哪里是个头，谁也没有谱。
"冬三月修堤，夏三月抗洪"，就是湖区人民生产和生活的真实写照；湖区垸民真是苦不堪言。可谓排涝修堤、防汛抢险，半年劳碌，不堪重负；此其二也。
以往的湖区，素有"一年收可敌三年水"，故昔日的洞庭湖区有鱼米之乡的美称。然自90年代中期以来，出入逆转，除了前述两大原因之外，又增加了一条很严重的影响因素，即传统的大宗农副产品面临着不可阻挡的需求自然约束，市场饱和、价格低迷。自1997年以来，全国粮价连续大幅度下滑：1996年1月粮食平均价格每担为86.4元，2001年1月每担为50.4元，减少了36元，减幅为42％，农民种植三种粮食的亩均纯收入由1995年的367元，降至2000年的161元，降幅高达56％。湖区的稻谷价格最低为每斤三毛钱左右，目前也不过四毛钱左右，大路货的鱼每斤只能卖二元来钱。湖区的农民惊呼："现在种田实在是太亏本了"。
这种状况给湖区传统农耕产业以最后的一击，一年收已难敌一年水，鱼米之乡风光不再。不过七、八年时间，受市场长期因素的影响，我国大宗农副产品连续下跌，使饱受洪涝灾害、修堤抗洪之苦的湖区农民的生活、生产雪上加霜。湖区传统农业经济的衰落之势已无可挽回，此其三也。
在粮食短缺的年代里，洞庭湖区累积调出商品粮上千亿公斤，如以0.1元差价计算，则其为全国城镇和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数百亿元积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今粮食不值钱了，作为农业主产省区的湖南和洞庭湖区，还要默默地承受着农业结构调整的巨大成本。每当长江发大水，湖区要承担30％以上的泄洪量，为江汉平原、华中地区乃至长江中下游的经济、社会安全背负着沉重的额外负担。如此悬殊的入不敷出，谁愿与共？时日既久，谁能担之？
于是，在这三重的紧逼和夹击之下，抛荒也就自然成了部分湖区农民逃避和防御的唯一方式。"上堤防汛的日子，不能做其他任何事情，不能挣一分钱，每天上堤还要花上几元饭钱；相反，弃耕后外出打工，就不要上堤防汛，而在外面还可以挣些钱。"一些湖区农民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据南县县政府介绍：1998年之后，这里的抛荒最先从易受水渍和水利设施不好的低洼地开始，然后蔓延到大片大片的良田；情况最严重的年份，全县抛荒地达20万亩，占全部耕地面积的26％；为此，县里曾不得不调派干部深入农家，劝说农民放弃抛荒的打算，但实际上无济于事。 时到今日，情况稍有回转，据笔者个别了解，目前湖区抛荒面积的比例约在10％至15％。
洞庭湖区人多地少，原本应是地不够种（在80年代，沅江市的农民一年最多能种五季），而竟成今日之局面，足证传统农业已经衰落到何种程度。然穷则思变，变则通达；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二、舍南保北，何以为续
长期以来，每当长江发大水，湖南洞庭湖区都要承担30％左右的泄洪量，其中至少有一半是为其他省区 - 江汉平原、武汉三镇及华中部分地区 - 承受的额外负担。为了确保江汉平原和华中地区的经济社会安全，湖南人民忍灾负重，顾全大局，但却很少得到应有的相应补偿；"舍南保北"一词恰当地概括了这种格局。这种格局是如何形成的？能够持续下去吗？应该怎样加以纠正？对此，我国水利界泰斗和素有"长江王"之称的林一山前辈早有系统而精辟的论述。下面的文字皆由林老的相关著述摘编而成，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长江的平原河流段是由上游山丘地区的来水挟带泥沙在下游冲积而成；这个过程在荆江右岸形成广大的洞庭湖区，左岸则为云梦泽。长江水流自上游搬运泥沙，在创造两湖平原的同时也创造了荆江河床。当时，人类活动影响尚小，荆江水流通过许多分流口将其挟带的大量泥沙淤在两侧广大平原上，而后泥沙不断淤积，使两侧平原面积不断扩大，土层不断增厚，湖区不断缩小。到明朝嘉靖年间(公元1542年)，在当朝宰相张居正的主持下，将流向荆江北岸的一切支汊全部堵死，荆江大堤由此连成一体；这把原来分泄云梦泽的洪水大部分逼向长江河槽和洞庭湖区，大量泥沙从此不能进入荆北（即现在的江汉平原），而不断淤高南岸和洞庭湖区；荆江河段南高北低的累积过程也由此开始。
尤其是在清朝乾隆年间大修荆江大堤之后，迫使全部洪水只向南岸和洞庭湖区分泄，荆北地区再也没有泥沙淤积了，随洪水而来的泥沙继续淤高南岸和洞庭湖区，致使荆江河段原本南高北低的地势差越来越大，以致构成荆江防洪的严重局面。"万里长江，险在荆江"，就是指荆江这种防洪形势而说的。
研究荆江的发展史不难看出，荆江防洪的严重局面与人们过去错误的治水方针密切相关。自从人类的活动引起了新的变化之后，特别是近数百年来，由于历代治水方针的错误，即"舍南保北"和治水不治沙、用水不用沙，结果并未能作到"舍南保北"，而是走向反面，这种政策实际上害了荆江北岸。
从沙市河床横断面可以看到，南岸大堤保护区地面比北岸大堤保护区地面平均要高7~8米，甚至10米；在洪水期间，水位高于北岸地面可达14~15米，从而造成荆北地区面临毁灭性灾害的危险性。荆江防洪大堤一旦决口，其严重后果很难设想。经过解放以来的不断努力，荆江大堤的安全程度逐步提高，但其溃决的危险仍然存在。如果荆江大堤万一溃决，其复堤堵口、长江归道工程的规模之大难以估量；而且更严重的是这将造成几十万人的死亡，甚至武汉三镇也很难确保。与此同时，处理这一系列严重恶果的善后工作和相应工程，必将严重打乱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步伐。另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即在水利界乃至与荆江有直接关系的机构和人员中，麻痹和侥幸的思想在不断地蔓延和滋长；特别是在三峡水库即将蓄水和近年长江大堤加高培厚之后，情况就更是如此。
几十年来，我们确实基本战胜了长江发生的洪水，但我们在此期间所做的水利工程还远远不能防御1860年或1870年那样的特大洪水、或者比这略小的洪水。因此，国家的命运绝不能建立在一种侥幸心理的基础之上，我们一贯主张尽早从根本上解决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重大问题，道理就在这里。
由于荆江的上述特点和历代治水方针错误所造成的恶果，直到今天还在继续发展。洞庭湖和三口分水量不断减少；这使荆江洪水位不断上升，更使荆江大堤积重难返，危机四伏。特别是100多公里荆江江北大堤有几十公里是建在500多米厚的卵石层之上，在卵石层上只有4~5米厚的冲积土层；这样洪水来了，就会在大堤后面几十米乃至几百米处出现管涌，实在是防不胜防。因此，改造荆江河势就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荆江河段南高北低这个关键问题。
其治本之策是改造荆江河势的上荆江主泓南移方案，由此荆江河段南高北低的严重形势才能得到根本改观。因为一旦主泓南移（将沙市和郝穴这两个最危险的河段，利用河流动力使其南移一至数公里）得以实现，则新河段的南岸和北岸将都是具有宽达数公里的高滩。有了这样的提防，万一漫决，也不会引起长江改道。因为长江干支流历史上无数次决堤经验证明，凡是有宽广高滩的河段，发生漫决，河水归槽之后，可以立即堵口复堤。如此，"险在荆江"的局面将一去不复返；没完没了的荆江防洪投资就会基本结束。我们所说的这一天的到来，不是因为三峡工程建成蓄水，而是说即使建成了三峡工程以后，仍然需要有对荆江的长治久安之计。不要以为建成了三峡，荆江大堤就可以万事大吉；也不要把荆江防洪形势的根本改观完全寄希望于三峡工程，并用它来取代荆江防洪的治本工程。
三、避灾兴业 五凤齐飞
目前已有的地质资料表明：如今洞庭湖湖底已高出整个江汉平原。这说明：舍南损北的格局已经形成。在这种状况下，一味地加高培厚荆江北岸大堤，只会使荆北防洪形势陷入更加被动和危险的境地；如此下去，在不太久远的将来，人们很可能会面临着这样一种局面：即洞庭变平原，江汉变洞庭。
如欲遏止这种趋势成为现实，只有彻底抛弃"舍南保北"的错误方针，回到周总理当年所提出的正确立场上，即以泄为主、蓄泄兼筹，江湖两利、南北兼顾。而若欲达此目的，应采取的主要措施可概括如下：三峡调蓄，主泓南移，三口建闸，四水修库，河湖疏浚，蓄垦兼济。更详细的讨论不是本文的目的，可参考林老的有关著述。
就洞庭湖区而言，当前最关键的是要对传统农业结构进行彻底的调整，闪开三大夹击，另辟天地，避灾兴业。概括地说，就是要在广大湖区放手发展喜水耐淹的速生丰产林产业，实行林、纸、木、饲、能五位一体化发展，下面将对此稍作讨论。
目前我国木浆的缺口每年高达1000多万吨，1998年进口用汇约120亿美元，近1000亿元人民币。仅就进口替代而言，这就需要国内新增4000万方木材的产量，才能满足上述纸浆生产的需要。而为保持这种水平的木材生产流量，约需土地3000万亩。从长期角度看，2000年我国人均纸品消费约30公斤，同期世界人均水平为53公斤，美国为330公斤，这表明纸品在我国具有极其广阔的市场前景。另外，为纸浆生产提供原料的速生丰产林是高耗水作物，北方的水资源状况决定了其不可能大面积地种植这类作物。因此，有关专家认为洞庭湖区将成为我国未来最大的速生丰产林和林纸一体化的生产基地。洞庭湖区必经抓住这一巨大的商机。
目前我国每年进口木材约2000万立方米，而速生丰产林可以提供大量的木材，加工成板材后还可出口创汇。如汉寿县每立方米板材创汇420美元，折合成每亩来计算，每亩每年约可提供板材约一立方米，每亩年收入约3460元。
速生丰产林不仅可以实现林纸、林材一体化，还可以成为优良的木本饲料。一方面，一亩速生杨树在年产1.5~1.6方木材的同时，还可附带提供0.7吨树皮，如种植100万亩速生杨树可产70万吨饲料，基本上能解决50万头牛的饲养。 另外，"超短周期高密度裁培法"可使每亩速生杨树每年提供10吨左右的青饲料，这种木本饲料林只需1~2年便可长成；且收割后不用新栽，次年春天便又会自然萌发成林。 再则，对于速生丰产用材林，可在林间间种或混种牧草，甚至油菜；这样，在用材林成材砍伐前的大部份时间里，每亩每年都可收获几千斤乃至上万斤新鲜牧草。因此，林饲结合的前景极为广阔，这就为湖区大规模发展草食牲畜（牛、羊等）打下了坚实而宽广的基础。
在枯水时，洞庭湖水面约有600~800平方公里，这种大面积中深水湖面的水产养殖效率并不高，每亩不过几十斤鱼产。对此，可考虑培育水葫芦生态产业。只要适时采摘，不仅不会成害，还可净化湖水和污水。与此同时，每亩水面可提供20吨以上的青饲料，可供30~40头猪饲用；亦可喂养鸡鸭鱼牛羊；如将其根和枯叶粉碎烘干后，以40％的配比，每亩可生产复合肥料五吨。仅以用水葫芦制成蔬菜，饲料和肥料三项计算，每亩水面收入可达上万元。据测算，深度开发水葫芦，每亩水面最低收入可达25万元，高收入可达80万元。
更具有前景的是利用湖区的水面、滩洲发展生物质能产业。目前湖区约有秸秆（稻秸和玉米秆）2000万吨（干重），对此，可利用秸秆气化机组为农户和周边城镇提供秸秆燃气。据测算：一个秸秆气化集中供气系统（站）可供一个自然村使用，每年消化200吨秸秆，产燃气40万方，就可以替代约200吨煤炭或36吨液化气；使用秸秆气的费用与蜂窝煤相当，比液化气、原煤、管道煤气分别便宜35％、54％和43％。
在100万亩深水水面种植水葫芦可得鲜物质6000万吨（每亩可达60吨）左右。利用生物质气化设备（热解气化工艺）可将其转化为可燃气体，作为炊食燃料、取暖及发电之用。 或利用高温解聚工艺等从中提炼出优质油、洁净燃气和纯净矿物质。 据粗略估计，每亩可得二吨左右石油当量的燃料。这对于能源短缺的湖南省，意义重大。
综上所述，洞庭湖区应该抓住这些的商机，从林纸一体化突破，一举扭转传统农业衰落的颓势，实现湖区大农业格局的战略性跃迁。变则通达，此之谓也。
四、因势利导"三化"互动
根据李遨夫先生的计算，如在洞庭湖区种植速生杨树的面积达到500万亩，其中400万亩用于造纸，100万亩用于造板，则每年生产的纸和板材的价值可达100亿元左右。 如果进一步从纵向和横向上延长和扩展产业链，发展印刷、地板、家具、加工设备、仓储、运输、装卸、清理、包装、汽车维修、饭店旅馆，以及为批发和零售市场配套服务的相关行业；再加上饲料加工、农产品加工和能源生产及相关服务等产业，则在洞庭湖区，围绕着上述林、纸、饲、木、能这五大新兴基础产业，完全可以形成一个产值达数百亿元乃至上千亿元的产业集群。
依托这样一个新兴的就业、产业集群，整个湖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必将获得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前景未可限量。为了促成这个局面早日到来，有必要构建下述几个资金 - 产业 - 收入流程。
首先，建立湖区农业转产基金。目前湖区已有杨树面积约130万亩，还要增加370万亩。在调研中，我们了解到这样的情况，在那些适宜退耕种速生杨的低湖田，需要整地，且在前几年，农民的生计没有着落。由于湖区多为平地，很难列入国家退耕还林计划，为此可做如下变通：以10年为期，每年在湖区退田还林37万亩，每亩地50元种苗费（一次性），每亩每年20元零花钱、300斤稻谷；三年总计110元钱，900斤稻谷（采用"超短周期高密度栽培法"，只需1~2年，便可使每亩杨树每年产纸材4.7方至6.3方）， 则三年内退田还林110万亩共计需资金1.2亿元（即每年由省财政拨出4000万元）、稻谷10亿斤（即每年由省粮食系统拨粮3.3亿斤），用于扶持湖区农户退田还林；第四年由农户开始归还上述基金，以转用于扶持湖区其他退田还林农户。10年之后，上述基金可继续用于扶持湖区周边地区的经济性的退耕还林项目。
采用超短周期高密度栽培法，第二年或第三年后，每亩杨树产材五方，每方按250元计，每亩可得收入1250元，归还上述垫支基金不成问题；因此，湖区农业转产基金循环使用也就没有问题了。
其次，我们粗略估计湖区农民外出务工经商人口约占全省的四分之一，每年汇回或带回收入约100亿元，以其中的一半计，约为50亿元，到2020年，17年累计约750亿元。如通过城镇的户籍、社保、计生和教育等方面的政策调整及改革，将上述750亿元资金引导到湖区及周围的重点建制镇、县城、地市购买商品住宅，则在17年里可兴建和售出约1.1亿平米的城镇住房（每平米售价700元，目前县城住宅约400元至500元一平米，地级市约1000元），以每人30平米建筑面积来计算，可转移农村人口370万进城，相当于目前湖区农村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
如此，将使湖区2020年的城镇化比例提高到60％左右。这必将大大推动湖区城镇住宅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形成又一个很大的新兴产业（就业）集群。
再次，根据文献的推算， 与湖区城镇相关的市政建设债券，在17年里累计可发行约430亿元；这样，城镇供水、供电、供热、供气、通讯、废水和垃圾处理、交通、教育和城市防洪等公用产业便可逐步发展起来，这又是一个很大的、新兴的产业（就业）集群。
如果对这些行业实行产业化运营，则在不断提高城镇的生活水平和质量的同时，它们自身也将步入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详细的讨论可参见文献。
由上述分析可见，通过湖区农业转产基金构筑林、纸、木、饲、能等新兴的基础产业，以市政建设债券等融资渠道为媒介，依据纵向和横向的产业一就业关联，便可使上述基础产业的发展逐步扩张到城镇住宅及其相关联的产业（就业）集群以及城市公用产业（就业）集群。这样，在洞庭湖区的大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和城镇化这三者之间便形成了一个交叉催化、良性循环和互动扩张的全新格局。
如此，险地变为宝地,"腐朽"化为神奇，实可期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