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调查研究通讯》NO.98-10
1998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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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大漠科技尖兵的启示
经济文化研究中心《国际问题》研究组
乍看这个问题，不免使人感到奇怪：难道还有哪种科学技术不是生产力吗？实际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一般层面上的命题，在很多的具体情况下，往往会导致“分解谬误”。特别是当代，技术进步的速度越来越快，各种技术层出不穷，其相互间的融合渗透趋势愈益明显，不同技术的组合所形成的空间日益广阔，上述“分解谬误”产生的可能性和危害也就越来越大。
在这样的条件下，不同的区域及实体（企业、研究单位、只能机构…..）所面临的问题往往是这样的：即在巨大的技术组合空间中，选择一条适合于自身情况的、具体的技术进步道路，并在实践中贯彻实施和完善，并达到不断提高生产力的目的。如果这种选择发生错误，则一定的科学技术不仅不是生产力，甚至可能导致负大的生产力。例如，这些年来，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报道：国内一些耗费巨资引进的外国先进设备，因各种原因未能发挥作用，单位还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濒临倒闭的境地，……既其明证。
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在与发达国家进行激烈的全球前沿技术的竞争中，如何找到一条适合自身情况的技术进步道路，是实现后发优势，后来居上的关键所在。在这方面，我国空军某试验基地的科研群体用自己的行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完整而又杰出的范例。
在本文里，我们由有关文章和资料中选取了若干案例，其中有正面的例子，也有反面的例子，有中国的例子，也有外国的例子，并将其相互印照，以期从中引出某些普适的经验和教训。
“智者之虑，必杂与厉害；杂与利，而务可信也；杂与害，而患可解也”。
倚天之剑
四十年前的春天，一批从北京、哈尔滨、长沙等大专院校毕业的高材生和研究单位的优秀人才，响应党的号召，从内地都市走进了被称为“死亡之海”的西北部的大漠。而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条件，他（她）们艰苦创业、奋发图强、在基地建设、技术改造、科研训练和人才培养等各个方面都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圆满地完成了一系列重大的航空武器的研制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1][2]
六十年代中期，他们研制成“长空一号”完人驾驶靶机，首开中国无人机的先河。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他们又先后研制成功了高空高速无人驾驶靶机、超音速无人驾驶靶机，使中国成为除美国之外的第二个拥有实体性超音速无人驾机的国家。他们成功地进行了我国第一枚空对空导弹的试验，实现了我国航空武器试验史上零的突破；此后又先后完成第一枚及以后所有空对空导弹的定型、实弹试验，签发了一至三代空对空导弹“准生证”；进行了一系列飞机武器系统性能试验和鉴定等。七十年代末以来，他们对靶场进行了极大规模的现代化的改造，先后完成了模拟机场的建设，动、静态假目标制作；开展了空间电子定位系统开发应用的研制等工作，初步建成了综合战术训练厂，接受和参与了多项近似实战条件下的战法研练、战术训练和检验。基地还将退役报废的坦克改制成无人驾驶坦克，为新武器的研制试验和近似实战条件下的各种对抗性训练提供了真实的地面动态靶标[2]。
四十年来，他们以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使命感和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几代人接力攻关，出色地完成了800多项试验任务，取得了369项科研成果，创造了我国航空武器试验史上76个“第一”[1]。从某种意义上讲，航空武器靶场的试验能力，实际上标志着一个国家空军战斗力的水平。目前，我国这个唯一的国家级靶场设备、科研方面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3]。
他们是怎样取得这一系列辉煌的业绩呢？是靠大把大把花钱投入，还是靠引进国外先进设备，或者是靠一批又一批的出国考察？迄今为止，这似乎是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向科学有生产力的“标准范式”。但这些都与他们无缘。
“向前进，就会产生信念”。“基地聚集着一群优秀的军人知识分子。在他们身上，既凝结着老红军、老八路勇往直前，敢于战胜一切敌人的大无畏精神，又闪现着当代中国军人重视科学、瞄准世界先进军事水平的智慧之光和永攀高峰、奋力攻关的顽强精神”[3]，这就是他们的答案。
有诗云：大江东去我向西，辞家万里赴戎机，大漠风烟四十载，青锋一展与天齐[4]。
批亢捣虚
几年前，基地领导提出“没有靶常的现代化，就没有装备的现代化”，带领广大科技人员，打响了技术改造的攻坚战。当时，上级从北京请来专家，进行技术设计论证，论证的结果是：开出的价格高大数亿元，而且建设时间需要五至七年。基地的技术部长左继章坐不住了，且不说巨额投资难以保证，时间就耽误不起。这位六十年代从哈军工毕业的高才生，决心利用自己的技术力量，对靶场进行改造。他仔细分析了靶场技术现状后，提出了“拼盘”的建设思路，即用新思想、新技术，对新老装备进行拼装、组合和嫁接，让老装备重新焕发青春，使新技术发挥最大效能[1]。
基地按此思路，首先对靶场实施了“换恼”工程。他们把各路精兵强将集中起来进行攻关，独立自主地开发了靶场指挥控制系统的软件和测量引导系统软件，实现了靶场指挥、控制的现代化（两者分获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二等奖）。在靶场的设备改造中，他们只购买了20%的新设备，就把靶场原有设备功能全部挖掘出来了。基地有五部五十年代的老型号雷达，使用起来问题较多，别的靶场早已将其淘汰，基地的官兵们也想乘技改之机将其更换，左继章带领科技人员，运用计算机技术对老式雷达进行了一番改造，只花了两万元，就使老雷达具备了先进的数字处理技术，其性能和数百万元的新型雷达不相上下。经过他们改造的雷达、光学、测量等老设备800多套，全部焕发了青春[1]。
他们的“拼盘”建设思路还体现在花钱少、起点高、整体建设水平先进上。在改造指挥通信系统时，当时光纤通信刚刚兴起，风险比较大，为此，有人主张用电缆。左继章从基地长远发展，力主用光纤。在党委的支持下，基地建成了当时全国最长的光纤通信网，并利用这一新技术，将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新旧不一的上千台设备与计算机联网，实现了试验数据计算机处理和全程图象显示，使实验空域扩大了好几倍，基地的整体试验水平一步跨越到世界先进行列。经过几年奋斗拼搏，左继章和他的战友们终于“拼”出了一个现代化靶场。目前基地已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既能进行航空武器装备试验，又能进行航空武器装备研制的现代化的靶场[1]。
这个案例最全面，最鲜明地体现了大漠科技尖兵团对的技术进步道路。在九十年代初，基地要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北京专家提出了一个耗资数亿元，有时五至七年的技改方案，其内容据我们估计，无非是把所有的老旧设备一律淘汰，全部换上所能买到的最先进设备。这个方案没有被他们接受，因为他们既没有那么多钱，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换言之，如果把资金成本和时间成本加起来作为投入，则这个方案的投入——产出（基地的试验水平与能力）比将是不经济的、或是低生产力的。
反观“拼盘”方案，只用了约1/5的资金和一半的时间，就使基地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其关键之处在于，他们深知基地的技术现状，抓住了其薄弱环节或主要矛盾——“神经和大脑”，对症下药，方能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所谓为所为，用无用，方能无所不用其极。
大漠科技尖兵所走过的技术进步道路，对于后发国家、后发地区、后发单位，具有普适性。不过，我们也要“遗憾”地指出：要走上和走好这条路，所需的绝不仅仅是纯粹的科学技术，……。“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行异理同
约在六、七十年代，日本小松制作所的主要产品——推土机——面临着美国货的强大压力。当时日本小松制作所的产品寿命只有2000小时，而美国的同类产品则高达4000小时。这样日本小松制作所的推土机就卖不出去了，库存积压高达几百台，生产不得不中止，公司面临着倒闭破产的厄运。在走投无路之际，日本小松制作所的创始人向中国的周恩来总理伸出求援之手，希望中国能够购买他们的一些产品，以解燃眉之急。出乎意料的是，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将其所有产品都买下了（因为与当时中国使用的推土机相比，小松制作所的产品质量要略胜一筹）。
小松制作所的创始人得到这笔救命钱之后，立即把全体员工召集到一起，对他们说：以往公司没搞好，我要负主要责任；现在我们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愿意和我一起节衣缩食、背水一战的人留下；想自谋生路、不愿意留下的人，我尽可能多发给一点钱做为安置费，何去何从，大家做决定吧。结果大多数员工都留下了。
他们把自己的推土机的上千个零部件（连一根锣丝也没放过）逐一做了彻底的检查和剖析，最后得到的结论是：在所有零部件中，80%的质量是好的；另有15%的质量存在问题，但通过自己的能力，完全可以在短期内予以解决：只有5%的零部件的质量问题，在短期内只靠自己的能力无法解决，需要向欧美发达国家购买、或引进专利制造技术进行生产。
如此，经由这样一番“拼盘式”是技术改造，几年之后，小松制作所生产的推土机使用寿命达到5000小时以上，比当时世界上最好的美国同类产品还要高出1000小时。于是，他们在市场上一举击败了美国货，打赢了这场翻身仗。
不难想象，如果当时的小松制作所没有一种顽强的求生欲望和不甘落后的坚定信念，没有一种艰苦拼搏的实干作风。那么在今天的世界上也许就不会再有小松制作所这个名号了。看来，“天下事成或激或逼而成者居其半”，实乃至理名言。
在这里，我们所关注的是小松制作所的技术改造或技术进步方式。从表面看，生产推土机的公司和实验武器的基地，二者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在其间却隔行不隔里。作为后发者，要想迎头赶上先行者，只有不走先行者已走过的弯路，少犯同样的错误，才能后发而先至 。为此，必须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有生力量（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此乃以劣胜优、已弱胜强、后来居上的不二法门。近来流传着一个“二八原则”：既一个系统的整体性能，往往由其20%的组成部分的状况所决定（“绝热消去法则”对此为了更为学术化的表述）。这可以看成是对主要矛盾的一个粗略的数量描述。对于后发者而言，用自己的主要力量着力抓住和解决这类关键问题，是实现技术进步的要肯。所谓“顺详敌之意，并力一向，千里杀将”。
南辕北辙
太阳微系统公司总经理斯科·麦克尼利说，一些公司为在案头工作的职员安装的设备过于高级了；简言之，目前急需合理配置计算机。加利福尼亚圣拉菲尔SBT公计系统公司调查了6000名职员后发现，计算机用户每周有5个小时在计算机上闲混。设在康涅狄格洲斯坦福的加特纳集团估计，企业因员工在上班时间打游戏每年要损失2600万工时，这相当于7.5亿或更多的美元，是一笔很大的款项。加特纳集团还没有估计浏览互联网所浪费的时间，但花在这上面的时间也很多，而且还在迅速增多[5]。
现在先进的200兆赫高能奔腾处理器每秒可处理系统4.4亿条命令。有一些人需要用到所有的功能，但很多人并不需要。这里存在着一种帕金森效应：计算机软件为了适应功能增强的硬件而发展，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新软件都没有用；新软件一般是有用的，但并非每个人都需要它。对于一般的用途而言，令人感到矛盾的是，旧一些的软件也许管用[5]。
保罗·马斯扎克是C·R·巴德医药供应公司数据处理处理部主任（该公司一年销售额为11亿美元）。他照管着一台大型机，三台中型机和4500台微机。他说：“这绝对是一场噩梦。一般的商业用户只使用了其台式计算机功能的1/100”。这些用户中有很多人只需要一台电子打字机就够了。加特纳集团估计，公司拥有一台与局域网相连的微机每年平均要花1.3万美元。而购买硬件则只是事情的开端，相继进行的还有：培训、手把手地指导、以及软件的升级等等都是耗资巨大的事情，任何能够降低这些成本的办法都是重要的。IBM公司负责网络计算的副总裁菲尔·赫斯特甚至说，一般公司只有10%至20%的员工真正需要微机，其他人最好选用基本终端。关键的问题是确定哪个员工真正需要大量计算功能[5]。
随着电子邮件、语言邮件、传真机和互联网络等技术的应用，九十年代出现的通讯过剩问题开始影响到公司的工作效率，并使工作人员忙得不可开交。新的技术工具远远不能替代已有的通信手段，而是只能以现有通信手段为基础创造一个公司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许多主管和经理人员感到被他们的通信往来压得喘不过气来。一项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人员中有71%感到忙于应付大量信息。这样过剩严重影响雇员的精神状态、工作质量、家庭生活和公司的工作效率。然而，问题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人们如何对技术进行使用和控制[6]。
该调查显示，公司经理们平均每天收发178条信息。经理们普遍反映，他们到达工作岗位后就开始查阅电子邮件、语言邮件、传真和笔记本数据库，然后就到下班时间了。有些经理说，他们一夜之间就能收到多达100条电子铁机邮件信息。有一半的被调查者说他们每小时要受6次或6次以上信息的干扰。许多经理就是这样必须在家里答复语音邮件和电子邮件，工作中通信不停的干扰意味着只有在晚上或周末才能进行高质量的思考。当通信系统互不兼容时，还会出现更严重的效率低下的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工作人员为保证信息能及时传送，而不得不用两三种不同的媒介发送同样信息[6]
这不禁使人想起南辕北辙这个故事：一个人想去南方，但却乘车向北走；有人告诉他应当掉头向南，他却说：我的马好、车子好、驭手好；然后照样往北走。实际上，这个故事一点也不可笑。在日常世界里，这种行动和目的相被悖之事，比比皆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在上面这些反面例子中，给员工配备更好、更多的设备（行动），本意想提高其生产力（目的），但效果却适得其反。因此，当你要完成某一任务时，如果不恰当地选择和使用科学技术，不仅不能提高生产力，反而会降低生产力；这时，你的设备越先进，员工素质越高，生产力的降低程度就越大。现代技术的进展日新月异，令人眼花缭乱，其中不仅有机会，亦有陷阱。歧路亡羊，慎之，思之，三思而后行。
后发先至
九十年代初，由于研制新一代航空武器的需要，我国是否上超音速无人靶机项目的讨论摆在了我国空军某试验基地的会议桌上。当时，世界上只有美国拥有这项技术，解决这一难题，他们用了4年时间，耗资数亿美元。为此，有人预言，中国搞这么重大的尖端项目没有20年时间是搞不出来的。面对众多的否定意见，赵熙和不足30岁的助手翟勤、林伟东力排众议，提出“只需人民币800万元，在4年内把我国的超音速无人机送上天”。此言一出，举座皆惊。这可是一道世界性难题，不是什么人都能解开的。赵熙立下军令状：只要我们求实创新，奋力拼搏，就没有攻不下的科学难题。那是怎样的四年攻关啊！在“三天刮一次，一次刮三天”的狂风沙暴中，在这荒无人烟的戈壁沙海中，赵熙和他的战友默默地奋战着[1]。
科研的道路绝不平坦，飞行控制系统在模拟高速飞行中连续出现问题，他们连续公关100多天也没有找到原因。经过一次次分析研究验证，他们发现飞机不听招呼的原因，是飞机在高速运动中产生虚假信号，其连同正常信号一道进入飞控程序，生产错误指令而造成的。按照世界通行的控制理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将虚假信号排除掉。美国是靠先进的数字技术，运用超级计算机实施排除，而世界其他国家都还没有能力这样做[1]。
攻关进入攻坚阶段，多少年来个日日夜夜，多少个设想和方案，建立又推翻，推翻又建立，始终没有结果。在这山重水复之际，翟勤大胆地提出了一个与世界现行理论相应左的设想，既在虚假信里再加入一个虚假信号，以假制假。此设想一经试验，果真产生了奇效：假如了假信号的“飞机”终于按人的意志飞行了。他的这一设计思想，突破了世界无人机飞行控制理论，为我国超音速无人靶机的发展开辟了全新的思路。他们如期完成了攻关任务。中国人终于有了自己研制的超音速无人靶机。这样，继美国之后，我国成为第二个拥有实体性超音速无人靶机的国家[1]。
这里又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技术进步形态。一种是“美国方案”，一种是“中国方案”。两种方案的产出相同：即是超音速无人靶机，又投入相差极大：前者数亿美元（姑且算4亿美元），后者约800万人民币（约合100万美元），仅为前者的千分之二点五（耗时相同，略去不计）。二者更具生产力，一望可知。
但更要命的问题是，光大把大把的确花钱还不行，超级计算机是美国严密封锁的硬件，给多少钱，人家都不卖。结果是与美国同样有钱的其它发达国家都“望机”止步。但“中国方案”却异想天开，避实就虚，以软驭硬，以无厚入有间，真乃神乎其技，故能后发先至。“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制胜者，谓之神；”此之谓也。
然将心比心，彼人也，超音速无人靶机人也，彼能往，吾不能往，何也？意，微斯人，吾谁与归？
引文、注释：
[1]张农科、王国祥、李选清、张金玉：“大漠科技尖兵- -空军某试验基地科研公关记事”，解放军报，1998年5月10日。
[2]刘国昌、邹大毅、郑固固：“扎根西北戈壁，勇攀科技高峰”，人民日报（海外版），1998年5月11日。
[3]“大漠风流”，人民日报（海外版）1998年5月11日，作者同[2]。
[4]前三句乃原基地司令员王良旺所著。
[5]“个人计算机革命带来巨大计算浪费”，参考消息，1997年1月11日。
[6]路透社伦敦1997年6月23日英文电：美一项调查表明通信信息量过剩严重影响工作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