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调查研究通讯》NO.98-14
1998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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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行为与宏观表象
经济文化研究中心《国民经济》研究组
引言：中国经济中的“悖论”
近一两年来，在我国经济的运行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相互矛盾的“奇特”现象。
一方面，整个经济的存货居高不下；闲置的生产能力十分巨大；下岗、半下岗职工大量增加，以千万人计；另外，自1997年10月至1998年10月，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连续十二个月比上年同月下降。对此，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标准解释，这是典型的经济衰退现象。
另一方面，我国近两年投资率高达39％（1996年为39.6％，1997年38.2％），在1978年至1997年的二十年间，仅次于1993年至1995年这三年的水平（平均为41.7％），而高于1978年至1992年历年的投资水平（中位数为36％，其算术平均值为33％）；1997年的GDP增长率为8.8％，1998年也将在7.5％左右。对此，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标准解释，这是典型的高速增长现象。
这种奇特的“两相”并存的格局，在西方经济学的词典里是找不到的。因为“衰退”和“增长”这两个宏观经济用语的含意是完全相反的。那么，依据上述不同类别的现象和判断所给出的政策建议也将十分不同。如果是前者，那就应该扩张总需求；如果是后者，则应控制总需求。我们应该对这种格局作出何种合乎逻辑的统一说明呢？
实际上，这种对立或矛盾的宏观表象，说明我国经济系统的失调不是功能性的，而是器质性的；在这种器质性的“病变”中，不良的累积性行为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这就如同一个计算机程序当其不能控制计算累积误差时，多次迭代的结果就可能失去明晰的意义。
一、 形态特征
本节将从两个方面对库存形态进行比较研究。一是库存倾向，二是库存比例，最后从总量上给出度量。
库存倾向
存货投资的数量（可比价格）和实际GNP的变动（即当年GNP减去上年GNP的差值,均以可比价格计算）呈现出密切相关的趋势。在下面的图-1中，反映了美国在1952年至1984年间，三十二年存货投资（即当年存货的增减）与实际GNP变动的关系（资料来源见[1]的第248页）。
根据图-1，我们对相应的数据（见[2]）进行了统计分析，其结果如下（扣除了1974年和1984年这两个样点）：
Ｙ＝－0.33＋0.23Ｘ （1）
（r＝0.92， t＝12.42）
t检验的结果说明Ｘ（实际GNP的变动）与Y（同年实际库存的增减）的相关性极其显著。对（1）式求导，得到下式：
dy = bdx = 0.23dx （2）
（2）式说明美国实际GNP每变动一个单位，其实际库存的变动为0.23个单位。Ｘ的系数b，我们称之为年度GNP变动的平均库存倾向(以下简称库存倾向)。
图-1：存货投资和GNP的变动
为了稳健起见，我们还对美国上述三十年间每年存货增减与实际GNP变动的比例进行了中位数分析。根据［2］中的数据（去掉比例为负值的三个样点），在29个样点中，Y/X比值的中位数为0.24，这与上述的0.23十分接近。可见上述线性回归方程（1）的系数（0.23）具有可信性，其统计平均值是有实际意义的。
这种分析的意义在于：如果上年的库存水平是合适的，那么下年的库存变化就仅与同年的GNP变动相关联，也就是说仅需补充与同年GNP变动有关的那一部分库存。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情况。中国1978年至1997年的情况如下表-1。其中1978年至1993年的数字皆来自［3］的表-3，1994年至1997年的数字系根据1998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而得，方法参见文献［3］。
表-1：GDP库存及其变化
|
GDP |
库存变化 |
库存存量 |
β(%) |
GDP变化 |
Y/X |
| 1978 |
3624 |
304 |
1812 |
50.0 |
- |
- |
| 1979 |
3899 |
312 |
2124 |
50.4 |
275 |
1.13 |
| 1980 |
4204 |
253 |
2377 |
56.5 |
305 |
0.83 |
| 1981 |
4425 |
299 |
2676 |
60.5 |
221 |
1.35 |
| 1982 |
4824 |
243 |
2919 |
60.5 |
399 |
0.61 |
| 1983 |
5349 |
267 |
3186 |
59.6 |
525 |
0.51 |
| 1984 |
6161 |
295 |
3481 |
56.5 |
821 |
0.36 |
| 1985 |
6991 |
581 |
4062 |
58.1 |
830 |
0.70 |
| 1986 |
7610 |
558 |
4620 |
60.7 |
619 |
0.90 |
| 1987 |
8491 |
412 |
5032 |
59.3 |
881 |
0.47 |
| 1988 |
9448 |
551 |
5583 |
59.1 |
957 |
0.58 |
| 1989 |
9832 |
1021 |
6604 |
67.2 |
384 |
2.66 |
| 1990 |
10209 |
942 |
7546 |
73.9 |
377 |
2.50 |
| 1991 |
11147 |
813 |
8359 |
74.9 |
938 |
0.86 |
| 1992 |
12735 |
631 |
8990 |
70.6 |
1588 |
0.40 |
| 1993 |
14453 |
842 |
9832 |
68.0 |
1718 |
0.49 |
| 1994 |
16283 |
830 |
10662 |
65.5 |
1830 |
0.45 |
| 1995 |
18000 |
1080 |
11742 |
65.2 |
1717 |
0.63 |
| 1996 |
19728 |
1006 |
12748 |
64.6 |
1728 |
0.58 |
| 1997 |
21464 |
816 |
13564 |
63.2 |
1736 |
0.47 |
注：第1列至第3列的数字皆以可比价（1978年价格）计算，单位：亿元；第4列为第3列除以第1列而得；第5列为第1列的本年减上年之差；第6列为第2列除以第5列而得。
根据表-1的第2列和第5列的数据，去掉1989年和1990年这两个样点，然后进行回归分析，可得到如下方程（其Ｘ为GDP变化，Ｙ为库存变化）：
Y=155.62+0.42X (3)
(r=0.88, t=7.18)
由t检验的结果可知，中国的库存投资与实际GDP的变动是显著线性相关的。对（3）式求导，可得下式：
dy=0.42dx (4)
（3）式说明我国实际GDP每变动一个单位，其实际库存的变动为0.42个单位。
为了稳健起见，我们同样对1979年至1997年间的每年存货增减与实际GDP的变动进行中位数分析。去掉1989年和1990年两个样点，在17个样点中，y/x比值的中位数为0.58，较上述回归方程的系数0.42高出38％。这说明上述线性回归方程对中国经济库存倾向的估计，有偏低的问题。如果把这两者调和一下，大约在0.50左右。
将这些结果与美国的情况做一比较，可知中国经济的库存倾向比美国经济的库存倾向高出一倍左右。也就是说，美国经济每增加一个单位的产出，约有近1/4个单位用来补充上年的库存；而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则有约一半的产出增加进入库存投资。如果以美国做为标准，则不难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即中国经济每增长一个单位，将有1/4以上的部分成为无效供给（1997年中国经济的库存倾向仍高达0.47），其粗放和低效的程度是惊人的。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某年库存倾向的大小，因为在任何体制下的投资失误都是在所难免的。由于我们在上述运算中，衡量的是长时期的年均库存倾向，因此失误的累积性后果将可能是非常严重的。当这种误差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它足以使以某一年的流量数据为基础的通常讨论和判断失去明晰的意义。在后文的进一步的分析中，我们将会对此看得更加清楚。
库存比例
前面的分析着重于年度库存平均倾向的比较。如果一个经济系统的库存倾向始终偏大，则在一定的时间内，其库存总量必定将会大大超过正常的标准，这正是累积性行为作用的必然结果。现在，我们就来对这种情况进行分析。
根据文献［4］所提供的资料（第303页），我们给出下面的表-2。表中显示了1960年至1990年美国库存对每年最终销售的比例，其库存包括原材料、在制品和厂商为应付产品销售而持有的产成品。在通常的情况下，美国的最终销售小于GNP（这时存货增加为正值；因为最终销售等于当年GNP减去存货增加）；但当存货增加为负值时，最终销售则大于当年GNP。不过，美国的二者之差也就在一至两个百分点。所以，为便于与中国进行比较，我们也可把表-2中的数据直接看为：美国存货总量对每年GNP的比例。
表-2：库存总量占GNP的比例（％）
| 年份 |
60 |
61 |
62 |
63 |
64 |
65 |
66 |
67 |
68 |
69 |
| 比例 |
29.0 |
27.7 |
27.2 |
26.7 |
25.8 |
25.4 |
24.8 |
25.2 |
24.8 |
24.5 |
| 年份 |
70 |
71 |
72 |
73 |
74 |
75 |
76 |
77 |
78 |
79 |
| 比例 |
25.0 |
24.2 |
24.0 |
24.0 |
27.7 |
28.0 |
26.5 |
26.3 |
26.5 |
26.7 |
| 年份 |
80 |
81 |
82 |
83 |
84 |
85 |
86 |
87 |
88 |
89 |
| 比例 |
28.0 |
28.2 |
26.7 |
24.5 |
24.1 |
22.7 |
21.6 |
20.7 |
20.4 |
20.7 |
由表-2可见，在三十年间，美国存货占GNP的比例，缓慢地、有所波动地下降，平均每年下降约0.3个百分点。特别是从八十年代以来，这种下降趋势更加明显。这与精益生产方式的推广（如零库存管理技术）有着直接的关系。
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以美国1960年至1979年的库存比例（列在表-3第2列），作为进行比较的合理标准的基准。为了稳健起见，我们将上述比例先用十年移动平均进行修匀（以1960年的29％为起点），然后对修匀数列（见表-3的第3列）的每一比例都统一加上5个百分点（见表3的第4列），其理由可参见注释［5］。
做好这些准备之后，我们将中美两国库存比例的比较结果，列在下面的表-3和图-2中。
图-2：中国库存比例及超贮状况
表-3：库存比例及比较的标准（％）
| |
β |
β1 |
β2 |
β3 |
β－β3 |
(β－β3)/β3 |
| 1978 |
50.0 |
29.0 |
29.0 |
34.0 |
16.0 |
47.0 |
| 1979 |
50.4 |
27.7 |
28.9 |
33.9 |
16.5 |
48.7 |
| 1980 |
56.5 |
27.2 |
28.7 |
33.7 |
22.8 |
67.7 |
| 1981 |
60.5 |
26.7 |
28.5 |
33.5 |
27.0 |
80.6 |
| 1982 |
60.5 |
25.8 |
28.2 |
33.2 |
27.3 |
82.2 |
| 1983 |
59.6 |
25.4 |
27.9 |
32.9 |
26.7 |
81.2 |
| 1984 |
56.5 |
24.8 |
27.6 |
32.6 |
23.9 |
73.3 |
| 1985 |
58.1 |
25.2 |
27.4 |
32.4 |
25.7 |
79.3 |
| 1986 |
60.7 |
24.8 |
27.1 |
32.1 |
28.6 |
89.1 |
| 1987 |
59.3 |
24.5 |
26.9 |
31.9 |
27.4 |
85.9 |
| 1988 |
59.1 |
25.0 |
26.7 |
31.7 |
27.4 |
86.4 |
| 1989 |
67.2 |
24.2 |
26.4 |
31.4 |
35.8 |
114.0 |
| 1990 |
73.9 |
24.0 |
26.2 |
31.2 |
42.7 |
136.9 |
| 1991 |
74.9 |
24.0 |
26.0 |
31.0 |
43.9 |
141.6 |
| 1992 |
70.6 |
27.7 |
26.1 |
31.1 |
39.5 |
127.0 |
| 1993 |
68.0 |
28.0 |
26.3 |
31.3 |
36.7 |
117.3 |
| 1994 |
65.5 |
26.5 |
26.3 |
31.3 |
34.2 |
109.3 |
| 1995 |
65.2 |
26.3 |
26.3 |
31.3 |
33.9 |
108.3 |
| 1996 |
64.6 |
26.5 |
26.4 |
31.4 |
33.2 |
105.7 |
| 1997 |
63.2 |
26.7 |
26.4 |
31.4 |
31.8 |
101.3 |
注：第1列数据为表-1的第4列数据，其它各列数据的说明见正文。
由表-3和图-2不难看出，我国库存比例之高是惊人的。在二十年里，该序列的中位数为60.6％（＝［60.5＋60.7］/2）；美国1960年至1979年的库存比例中位数仅为26％。在与经过调整的合理库存比例标准（β3）进行比较时，我国库存超贮的比例（即表-3中的第6列）同样是惊人的，其中位数为87.8％；这意味着在全部累积库存中，无效库存与有效库存之比为47:53，几近一半对一半。
仅就近两年的情况来看，我国库存的超贮比例仍在100％以上，仍高于上述二十年的均值（中位数）87.8％。这就充分地说明了误差的累积性后果能够严重到何种程度。
在注释［6］中，我们对库存倾向与库存比例的数量关系做出了一个有意思的数学推导和统计验证，这里不再多说。
库存总量
根据文献［3］的表-3和本文的表-1，可知1996年我国的库存总量应为：同年GDP67885亿元×64.6％＝43854亿元（1996年价格）。这个数字真是大得惊人。那么它是否可靠呢？请看下文。
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料表明：至1996年底，仅全国乡级以上的工业企业的库存产品总值已达13276亿元，加上全国商业企业及乡镇企业的库存产品数量，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工商企业库存总值已逾3万亿元［7］；依据注释［5］可知：1984年美国工商业库存占全美库存的比例为61.8％，考虑中美两国工商业增加值占全国GDP的比重相差13个百分点（见［5］），故将61.8％这一比例上调至70％。由此可推断我国1996年全国库存总值将大于4.3万亿元（＝3亿元÷70％），这与我们依据文献［3］的表-3和本文表-1推导、估算出的数字43854亿元，极其接近。
从上述数字，我们可得到我国1996年工商业库存与其增加值（含餐饮业）34642亿元之比为86.7％，1984年美国的相应比值为40％；如与美国这一比值相比，可知我国工商业库存的超贮比例为116.8％，超贮绝对量为16143亿元，占同年工商业增加值的比重为46.6％。
就全国的情况而言，1996年总库存超贮的比例为33.2％（见表-3），超贮的绝对量为22538亿元（＝67885亿元×33.2％）；其中约72％是工商业的超贮库存。
1996年、1997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分别为2.29万亿元和2.49万亿元；而1996年我国的积压库存产品总值与之相当。由此可见，我国积压（超贮）库存产品的总量堆积已到了何种惊人的程度。
二、 行为机理
前文的分析表明，在我国1978年前后的两个时期里，从存货倾向、存货标准这些客观的尺度上看，我国企业的行为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情况呢？本节要对此做出一些机理上的解释。
偏差平衡
在某种意义上，一个正常的市场大体上可被看作为一种负反馈调节机制。在其中，企业主要根据自身产品的市场库存变化信号来对其产量进行调节。当其库存增加超过合理的标准时，生产者（或企业）就要减少产量；反之，则要增加产量。显然，这是一种根据偏差平衡（即使实际库存水平与合理库存标准之间的差值保持在零附近）来进行调节的机制，其调节目标就是使偏差不能累计起来。
当我们把眼光拓广到长期调整过程中时，偏差平衡法则同样可以用来概括正常市场中的设备（包括厂房等）投资行为。例如，当所有设备已充分利用、甚至超负荷运转时，而产品库存仍持续低于合理库存标准时，厂商将扩大设备投资，以增加已显不足的生产能力；于是，产品产量得以不断提高，产品库存得以恢复到合理库存标准附近，这时扩大的生产能力利用水平也就降到了超负荷运转的水平之下。反之，厂商将会缩减投资（如不再对应更新的设备进行重置），等等。在观察设备投资行为时，偏差就变成了实际生产能力利用率与合理生产能力利用率之间的差值，厂商要通过投资行为的调整来使该差值保持在零附近。
也就是说，在一个正常的市场中，正常的企业行为是依据偏差平衡法则来行事的。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谈论“卖方市场”和“买方市场”的概念。
但是，企业为什么要依据这种法则来行事呢？答案在于：在一个正常的市场中，正常的企业通常具有两条性质，而具有这样性质的企业只有依据上述法则来行事，才能使自己的利润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从而在竞争中立于不被淘汰之地。这两条性质是：内部预算硬约束、外部交易严约束。前者是指生产、贸易的盈亏后果都由经济单位自身承担；后者是指不同经济单位之间的交易都是由当事人根据盈亏原则，按照共同可以接受的价格、数量、品质等条件自愿进行的，且生效的交易协约（成文或不成文的）将在有关的制度框架中被保证有效地执行。
很明显，当在一个经济系统中，如果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或经济单位缺乏上述两条性质之一时，则该系统就不可能依据偏差平衡法则来行事了。
一般说来，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对于非银行（或金融）企业内部或企业之间，上述两条性质通常是容易得到满足的。但对于银企之间、银银之间，情况就颇有不同，特别是自八十年代以来，这种状况就更显突出。
例如，这次东亚经济危机充分暴露出资本主义银企之间的经济交易关系远不那么严格，由此而致的各种不良资产和银行坏帐能够累积到相当严重的程度。这说明由于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约束性质的不同，将导致偏差平衡法则被废止。
另外，此次俄罗斯金融危机暴露出国际银行体系备受忽略的问题。除了详列于资产负债表上的借贷外，银行之间由于竞争的压力，为了迎合客户的需求，也从事调期、远期交易和金融衍生工具交易，而这些交易在资产负债表上是看不到的。银行不断进行价值重估，成本和市价之间的任何差异，不断经由现金的转移而暂时隐藏起来，以消除或降低赖帐的风险。然而，这些交易在一定条件下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即每一名参与者均需对另一句参与者履行责任的承诺受到破坏；而事前这些对手是谁是无法知道的。一旦其中某一环节出现问题，整个链条就可能会蹦断。
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基金出现的问题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该基金的资本为40亿美元，但其管理的资产规模一度高达1300亿美元，而其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额据称高达上万亿美元。
这些事例都说明，偏差平衡法则能否成立，将取决于企业的约束性质。对此，资本主义的私有企业也不例外。
偏差累积
与此相对照，我国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由文献［3］的表-2和本文的表-1可知，在1963年至1977年和1978年至1997年这两个时期里，高额的非正常库存始终是我国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一个基本特征。这两个时期的库存比例的中位数都在60％左右，比美国1960年至1990年库存比例的中位数25％，高出一倍以上。这种宏观特征表明，我国企业的微观平均行为并不是依据偏差平衡法则来行事的；相反，它们所遵循的是偏差累积法则。
显然，如果企业是为市场进行生产，它们必然会通过调整自身的产量来使库存恢复到正常水平。然而，这样一种适应性的市场行为，并未在我国经济两大阶段的转换中出现。仅从库存变化形态的总体上看，在两大时期中，我国企业的平均行为并没有发生什么根本性的变化。在前后长达35年的时期里，我国绝大多数年份的库存总水平都明显超过正常标准；就好像是同一个“企业”，它们有着同样强的库存倾向－－“为库存而生产的偏好”。
与此同时，同样的偏差累积法则也在我国企业的设备投资行为中顽强地表现出来。根据1995年我国的工业普查资料推算，我国900余种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的平均利用率约为65％（参见［3］），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生产能力利用率的合理水平（85％至90％）。其不必要的闲置率已达20％至25％，这样一种程度的生产能力闲置，当然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而是月积年累而成。例如，我国彩电、冰箱、洗衣机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在近十年（1988年至1996年）里始终保持在50％左右（见［8］、［9］、［10］）。
这就说明，根据偏差平衡法则而形成的买方市场，与根据偏差累积法则所导致的产品积压及生产能力利用不足，是十分不同的两种格局。然而，需要进一步提出的问题是：在1978年之后，逐步推行的市场取向的改革，为什么没有促成企业行为的根本性转变。价格不是逐步放开了吗？企业的利润动机不是明显加强了吗？但它们的行为法则为什么与1978年以前的企业仍然那么相似呢？
答案在于：在1978年至今的二十年间，我国企业并未生成内部预算硬约束和外部交易严约束这两条性质。在1978年之前，我国企业的性质可简单地概括为：统收统支和统负盈亏，企业的生产目标是完成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生产计划。在1978年之后，生产计划指标逐步由市场（或利润）导向取代了，企业虽已基本上自负盈利，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统负亏损的。于是，这里出现了“对偶间断”（控制论中的术语）的基本问题。在这情况下，原问题极小化（对应于成本最小化）与对偶问题极大化（对应于利润最大化）之间出现差别，因而不能提供全局最优解的充分条件。其含意是：由于我国企业的约束性质不同，故而当每个企业以寻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动机出发而致的微观行为，并不能导致其成本最小化。
在1978年前后，亏损统负的承担者由国家财政系统转向了国家商业银行系统。即我们在从计划转向由市场来配置企业间的资源时，企业成本的软约束也从财政系统转向了银行系统。这种转变在某种程度上，为企业间交易约束的弱化提供了更大的范围和空间。这是理解我国经济的微观基础与行为的关键点之一。
这种新型的企业成本软约束（主要体现在银企之间的交易关系上）和企业内部的利润导向（应当说，目前企业内部的预算约束硬度比1978年以前有所加强）相结合，便产生了前述的“对偶间断”。由此决定了在1978年之后主导企业行为的准则仍然是偏差累积法则。因为偏差累积的大部分后果或成本不是由企业本身来承担，而是转嫁给了全社会－－即银行系统。这从目前我国企业欠息高达几千亿元这一极端事实，可以看得更加清楚明白。
上述“对偶间断”与价格放开相结合，更易使企业产生一种不计（或低估）风险的投资扩张倾向，于是不仅在各种存货上，而且在各种生产能力上，都普遍出现了偏差累积的相似格局。其过程如下：只要某种产品的价格较为有利，于是相应的生产线、组装线便一拥而上，然后生产能力迅速增长乃至最后大量闲置。有一点需要予以说明，这种低估投资风险的状况不完全是由于盲目性，而主要是由于利润和成本的不对称性所致。即抓到了利润是自己的（内部化了的利润导向），而投资失误的成本则是社会的。换言之，缺乏风险意识是由于风险未由自身承担的社会存在所决定的。
因此，企业的成本软约束、其内部的利润导向与价格放开三者相结合，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于某些方面消除短缺，但无助于解决效率和质量低下这一根本问题。与此同时，这三者相互结合的格局，还成为我国在更大的范围里强化重复建设和过度竞争的微观基础。
三、 几点讨论
由于在我国经济中存在着持继不断的偏差累积，因此讨论当前（如某一年）的经济状况，就不能不涉及到这种偏差累积的过程、性质以及程度；而与某年的偏差相比，前者不能不居于主导地位。这就使得单纯的总需求管理政策难有很大的用武之地。这种总量政策适用于对付经济系统的功能性失调，而其对器质性的“病变”则很难奏效。
供求格局
对于这一问题，文献［3］、［11］已做了较详细的研究，这里仅对其基本结论做一概括。
由于不必要的存货和生产能力（无效供给或偏差）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这样，在我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一方面形成了持续的有效供给不足（即无效供给所对应的那部分未得到满足的需求，详见［3］的第21至23页之分析）；另一方面，又形成了对累积的超贮库存和多余生产能力的持续利用不足的假象，它就是有些人所谓的有效需求不足的依据。但从实质上看，这是一种虚假的有效需求不足。历史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总需求的扩张根本无助于消除有效供给不足和无效供给累积，而只会使它们在更大的规模上被再生产出来。同时，无效供给及其累积也不断地通过虚假的有效需求不足来扭曲地表现自身。
前文表-3中的库存超贮比例自1985年以来始终保持在80％以上，即使是在1994年之后，仍高居100％以上；这些数据能成为有效需求不足的证据吗？这样的“有效需求不足”应采用什么样的措施来加以刺激或扩张呢？1996年我国超贮库存总规模高达2.25万亿元（1997年约为2.38万亿元），如加上闲置的各种生产设备和房地产，其总额估计将在3.4万亿元左右（后两者的估计可参见［3］），相当于同年GDP（6.78亿元）的50％，这是多么惊人的一些数字呵！
我们的经济不是缺少投资或投资需求不足，而是投资的方向不对；因此，庞大的投资没有为未来的收入增长提供应有的拓展空间，而是陷入了自我循环、自我复制和自我服务的困境；与此同时，这也就制约了消费的应有增长。这正是1985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根本问题之所在。对此，文献［11］做了较详细的分析。以下是其主要结论。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众多工业品加工能力大量闲置的突出问题，与总需求不足所致的市场疲软并无关系；我国经济也不存在所谓的“缺少新消费热点”的问题。这种突出问题的根源在于：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城市化进程不断滞后和投资过度向工业倾斜，致使产业就业－－收入支出－－供给需求流程发生了阶段性断裂。以及宏观供求格局出现累积性失衡。在我国今后的发展阶段中，应以加速城镇化进程为中心来调整基本投资方向，以此带动产业重组，拓展就业空间，实现收支结构的升级和扩张，以形成新的宏观供求格局。
“悖论”不悖
现在我们回到本文开头提到的“悖论”。那里的多数现象在前文中已得到了澄清。需要进一步说明的问题只有物价水平的下降和下岗、半下岗工人的大量增加。
对于前一个问题，我们可提出另一个问题：近十几年来，我国库超贮水平始终居高不下，而同期（1985年至1996年）零售物价年均上涨率达到10.2％，这难道不“反常”吗？如果我们的工商企业按照通常的市场行为来随时调整和处理超贮库存，那里会有这种“物资贮备丰富”和物价水平持续快速上升并存的格局呢？
因此，从1997年的零售物价近乎零增长和1998年的物价水平下降的现象完全不能得出衰退及与之相伴的通缩的结论。要盘活近2.4万亿元的超贮库存，伴之以一定的物价总水平略有下降，这完全是正常的现象。这实际上是对以往物价过度上升的一种适当反应。
实际上，以往物价的过度上升很可能正是限制消费达不到应有增长水平的一个因素。例如，农村电价在有些地方已达到每度2至3元的水平，有些农民干脆又去点煤油灯来照明；全国电价违纪加价项目已达560项；与此同时，我们的大电网发电能力却处于利用不足的状态。又如，我国的桑塔纳轿车价格每辆降至九万元以下出售还有利润，但就是降不下来，据说是要照顾到友邻厂的利益；……。类似的现象还有很多。
我国很多商品质次价高、假冒伪劣产品充斥于市，是有目共睹的。我国商品品种单调、设计落后、款式陈旧、花色贫乏；据有关调查，世界现有消费品品种150多万种，而我国目前仅有26万多种。这就难怪有人说：我国消费品市场“疲软”，“疲在品种”、“软在质量”［12］。
对于上述第二个问题：即近一、两年下岗、半下岗工人的大量增加，这也与偏差累积行为相关联。这些行业以往都是国家利税的主要提供者（如纺织工业）。但近十几年来，我们哪里对其进行过象样的更新改造呢？由壮至衰，积弊至今，要想在两、三年内进行彻底重组，哪里能行呢？因此这些行业的下岗职工大量增加、以至一部分人无业可就，乃是必然之事。累积性的“病变”只有用徐徐进取的办法才能医治。
总之，中国这台“经济计算机”不能再像以往那样一直忙碌于不断扩大自己的计算量而不顾计算过程的误差累积；它应为自己配上合适的清零消差机制，提高自己的计算质量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引文和注释
［1］［美］罗伯特·Ｅ·霍尔等著：《宏观经济学－－理论、运行和政策》，中国经济出版社，1988年7月。
［2］以下数据组系通过对正文中的图1数字化而来，除了1974年和1983年两个样点外，其它样点的时间不详。（-10.0, -32.0）, (-6.4, -14.0), (-4.3, -4.4), (-2.0, -8.0), (-1.4, -2.9),(2.9, -2.2), (1.7, 11.8), (1.7, 22.0), (3.2, 18.4), (4.3, 21.3), (5.2 15.4), (6.1, 14.0), (7.3, 30.9), (12.1, 26.5), (11.3, 29.4), (8.4, 36.8), (11.3, 38.2), (9.2, 45.6), (11.8, 50.0), (16.7, 52.2), (7.8, 65.4), (10.4, 61.8), (13.0, 69.1), (15.9, 66.9), (17.0, 67.6), (24.2, 102.9), (6.9, 42.6), (6.6, 39.3), (8.1, 41.9), (7.8, 41.2), (11.25, -8.8), (-3.75, 52.2)
［3］邓英淘：“库存、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参阅文稿》No.97-8,1997年4月23日。
［4］［美］多恩布什、费希尔著：《宏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10月。
［5］这是考虑到如下情况：由于1984年美国的制造业与商业的存货总量为5460亿美元，而这些部门生产的GNP总值为13530亿美元，同年全美GNP总值为36613亿美元(见上述［1］的第246页和第28页)；而1984年美国的存货比例为24.1％（见正文的表2）。由这些数据可算出：美国1984年制造业与商业的库存总量占全美库存总量（8824亿美元）的61.8％，但其GNP却只占全国GNP的37％。而我国工业与商业的增加值占全国GDP的比例约在50％；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偏离。在与美国进行比较时，应对此做出修正，故而上调5个百分点。
［6］设yt和Xt(同ΔGt)分别为第t年的库存增减和同年的GDP变动，Gt、Gt－1分别为第t年和第t－1年的库存比例，α为第t年的GDP增长率，则有下式：
Y t=βtGt-βt-1 Gt-1=βt·Gt-(1+δ)βt·Gt-1
=βt(Gt-(1+δ)·Gt-1)=βt(Gt-Gt-1-δGt-1)
=βt(ΔGt-δGt-1)=βt(αGt-1-δGt-1)=βtGt-1(α-δ)
=βtΔGt (α-δ)/ α＝βt(1-δ/α)·ΔGt
于是有：Yt/ ΔGt=Yt/Xt=βt(1-δ/α)
这样，便得到了第t年的库存倾向（Yt/Xt）与第t年的库存比例βt之间的一个关系式。两者之间仅差一个修正系数（1－δ/α）。
由正文可知美国1952年至1984年间（Y/X）的中位数为0.24，而美国1960年至1984年间β的中位数为0.26，两者相差仅8％。同样，在正文中，我国Y/X的中位数为0.58，而β的中位数0.606，两者相差4％。这就说明在长时期里可用库存倾向的均值（中位数）去推断库存比例的均值（中位数），反则，也一样。
［7］参见《市场报》1998年2月26日“调剂网刊”第一版及第二版。
［8］经济文化研究中心家电产业课题组：“中国家电产业研究分报告之一：彩色电视机”，《调查研究通讯》No.98-1，1998年1月22日。
［9］“中国家电产业研究分报告之二：冰箱”，著者、刊名同［8］，No.98-2，1998年2月12日。
［10］“中国家电产业研究分报告之三：洗衣机”，著者、刊名同［8］，No.98-3，1998年2月20日。
［11］邓英淘、姚钢：“产业就业重组与城镇化进程”，刊于《调查研究通讯》，No.98-6，1998年4月20日。
［12］田维元：“勿轻谈‘买方市场’”，市场报，1998年5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