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调查研究通讯》No.98-6
1998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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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就业重组与城镇化进程
经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邓英淘、姚钢
目前有两种持续的经济现象，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即众多的工业品加工能力大量闲置，城市出现数以千万计的下岗、半下岗工人。对此，众家分析，“药方”迭出，如总需求不足、市场疲软、…。然而，其中缘由究竟何在？其实，说来话长，其来也渐。
实际上，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产业就业—收入支出—供给需求流程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上述现象不过是这个变化过程的某种累积性后果。本文将循着这一线索，对此类现象稍事探究。
一、 问题何在
现在人们经常谈论的一个话题是：什么是新的消费热点？一般认为彩电、冰箱、洗衣机已难担当此任，因为这些行业面临着需求不足和生产能力过剩的困境；故而需要寻找新的替代热点，以带动经济快速增长。
问题真的是这个样子吗？本节将通过对家用机电产品生产能力和普及率的比较分析，显示出其背后所隐藏的一些其它因素。
生产能力与经济增长点
为了寻找新的消费热点，人们已提出了很多备选对象，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个人电脑，轿车和住宅。然而，要是我们深究一下具体情况，就会发现这些新的可能热点与那些老热点所面临的困境是完全类似的。
根据我国第三次工业普查，有如下的表－1。
表－1：家用机电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1995年）
| 微电脑（≤13.3） |
房间空调器(＜36.1) |
| 微波炉(≤38.8) |
录相机(40.3) |
| 洗衣机(43.4) |
汽车(44.3) |
| 彩电(46.1) |
电冰箱(＜51.4) |
| 电话单机（51.4） |
自行车(54.5) |
|
摩托四(54.9) |
照像机(≤58.7) |
由表－1可见,这些产品的生产能力全都处于严重的利用率不足的状态.根据国际上的一般标准,生产能力的合理利用率通常在85％至90％。以此为据，上述家用机电产品的平均利用率约在45％（中位数），比合理标准低40至45个百分点；或者说其实际利用水平只有正常利用水平的一半左右。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如以利用率是否充分来作为判据，那么个人的电脑和轿车就更没有资格作为新的消费热点了，因为它们的生产能力利用率还不及彩电和冰箱。就住宅而言，1996年上半年商品住宅的销售率仅为74％；估计建筑施工行业的生产能力利用率也不会很高，这从目前流行的垫资施工作法即可窥见一斑。
那么上述情况是否意味着我国经济出现了明显的总需求不足呢？不然。从1985年至1996年，十二年间我国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以1984年为100）年均上涨率为10.2％；由此可见总需求不足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同期内,我国GDP的年均实际增长率亦达10.2%;因此更不存在所谓滞胀这种离奇的状况。
如果我们仅以当前生产能力利用率的高低作为判断经济增长点的依据；那么在我国94种主要的工业产品中，只有19种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在85％以上（据第三次工业普查）；其中，只有三种是最终消费品，即白酒、组合音响和电风扇，其生产能力利用率（％）分别为：97、95和90。显然，靠这三种产品来带动或支撑经济增长是绝无可能的。
普及率说明了什么
现在我们换一种角度来看问题。下面的表－2是1995年我国城乡家用机电产品的普及率状况（电话未计初装费）。
表－2 1995年家用机电产品普及率（百户产拥有率）
| |
城 镇 |
乡 村 |
全国平均 |
饱和拥
有率（％） |
价格(元) |
| 微 机 |
3 |
- |
(0.87) |
30 |
4000 |
| 空 调 |
8.09 |
- |
(2.34) |
30 |
5000 |
| 录相机 |
18.19 |
- |
(5.28) |
35 |
2000 |
| 洗衣机 |
88.97 |
16.90 |
37.80 |
100 |
2000 |
| 彩 电 |
89.79 |
16.92 |
38.05 |
100 |
4000 |
| 冰 箱 |
66.22 |
5.15 |
22.86 |
100 |
2000 |
| 电话机 |
10.00 |
1 |
3.61 |
100 |
300 |
| 自行车 |
194.26 |
147.02 |
160.71 |
- |
- |
| 摩托车 |
6.29 |
4.91 |
5.31 |
20 |
4000 |
| 照像机 |
30.56 |
1.42 |
9.87 |
100 |
500 |
| 电风扇 |
167.35 |
88.96 |
111.69 |
- |
- |
| 组合音响 |
10.52 |
- |
(3.05) |
20 |
2000 |
|
录音机 |
72.83 |
28.25 |
41.17 |
80 |
200 |
注：第1、2列资料来源见1996年《中国统计年鉴》，第3列数据系根据前两列计算而得，第4、5列数据是估计数。
在表－2中，全国平均数是以城镇权数为29％和农村权数为71％，计算而得。表中带括号的数字是以农村拥有率为零，计算而得。
由表－2可见，对全国而言，市场基本饱和的产品只有自行车和电风扇；而洗衣机、彩电、冰箱则刚刚进入高速增长期，其他产品则大致处在导入期。除 去自行车和电风扇外，其他11种家用机电产品的全国平均普及率仅在25％左右，（以不同产品的价格和饱和拥有率—表－2中的最后两列—计算加权平均）。这就说明，从全国来看，我国家用机电消费品的市场刚刚步入成长期，其未来的空间拓展潜力还很大，目前只不过利用和开发了其中四分之一的容量。由此，我们不难得到如下结论：根本无需去寻找新的消费热点，这些新型的家庭耐用消费品仍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20年左右），给予我国经济的增长以有力地支撑。
为了看清这点，我们以目前普及率最高的洗衣机、彩电、冰箱为例，做些进一步的分析。
1995年我国人口数为12.1亿人，假设今后以每年1％的速率增长，到2020年其总数将为15.53亿人。设那时每户人数为3.1人，则届时全国将有5亿户。现再设上述三大件的平均更新周期为10年，百户拥有率为100，则饱和时全国三大件的保有量将各为5亿台，如以维持饱和时期更新水平的需求量作为最大生产量，则我国每个大件的年生产量将为5千万台。
1995年我国彩电、冰箱和洗衣机的生产量分别为2058万台、919万台和948万台。由表－1可知，如这三大件的生产能力利用率由当前水平达到85％，则其年产量应分别为3794万台、1520万台、1857万台，还需分别再扩大32％、229％和169％，才能达到上述5千万台的年生产量水平。或者说，如以1995年三大件的年产量为基准，要在2020年达到各自5千万台的年产量，则彩电、冰箱和洗衣机的产量年递增率分别为3.6％、7％和6.9％。至于那些普及率远不及这三大件的家庭机电产品，其增长前景更是一望可知了。
小 结
由上文的分析可见,问题并不在于缺乏新的消费热点或经济增长点,而在于当前生产能力利用不足与未来广阔市场前景的矛盾;矛盾的焦点在农村。由表－2中的数据(最后两列)不难算出,除去自行车和电风扇，其他11种家用机电产品的城镇平均拥有率为61.75%，农村平均拥有率则仅为10.18%。可见目前城镇家用机电产品市场已相对成熟，但农村市场仍处于导入阶段，与城市整整相距两个阶段。
这种差距显然不能用总需求不足来解释。目前我国农村的人均收入仅相当于城市平均水平的1/3至1/4(计入城镇居民的非货币化的福利)，这就说明上述差距是由收入（过低）制约造成的；短期总需求的波动影响不了这种长期内形成的缺口。为了更深入地分析这种矛盾的成因，在下文中，我们将运用产业就业—收入支出—供给需求的流程分析方法，对其进行探讨。这种方法的依据是：产业与就业的相互关系决定了收入支出总水平和构成，而后者又决定了长时期里的总供求格局，这种格局与宏观经济政策又决定了短期内的总供求变动。也就是说，短期总需求的变动只是经济系统最浅层次的表象。
在一个技术进步迅速、产品日益多样化和结构变革剧烈的时代里，传统西方经济学中的总量方法不仅无法适应中长期经济分析的要求，既便是对于短期经济问题，它也捉襟见肘。对于中国的经济问题，就尤其是如此。这或许是我们使用流程分析方法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吧。
二、 流程转换
为了便于分析问题，我们把1978年以来的十七年大体分成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为1979年至1985年（称为前七年），第二阶段为1986年至1995年（称为后10年）。其中每个阶段的流程及其特征都明显不同。下文将对此进行具体的考察。
第一阶段：1979至1985年
在第一阶段中，我国ＧＤＰ的平均增长率为9.9％，商品零售价格年均上涨率为3.5%。同期，最终消费支出年均实际增长率为10.4%（消费增长弹性为1.05），在ＧＤＰ增长年率的9.9个百分点中，其贡献为6.8个百分点，所占分配为68.7%；总投资（含净出口）的年均实际增长率为8.9%（投资增长弹性为0.90），在ＧＤＰ的增长中，其贡献为3.1个百分点，所占份额为31.3%（计算方法及有关数据见注释［1］和附表－1）。很明显，在这一阶段中，消费增长对ＧＤＰ增长起着主导作用。以下是流程的基本情况。
图－1：第一阶段的流程
在图－1中，我们略去了一些次要的回路。回路1是农村居民的自给性消费（这时供给恒等于需求）；回路2是农村部门内部的商品交换（主要是不同的农副产品之间的交换）；回路3是农村部门出售给城市部门的农副产品；回路4是城市部门出售给农村部门的轻工业品和农业生产资料；回路5是城市部门内部的商品交换。与1978年以前相比，第一阶段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原有的各个回路的流量扩张明显加强，而不在于新回路的增加。
在前7年中，城乡的人均消费水平大幅度地提高，增长了约80％，年均实际增长率为8.9％；其中：农村人均消费水平提高了近一倍，年均增长10％，城市提高了近一半，年均增长为5.7%（参见［2］的第71页）。
由附表－2可见,在食品、衣料等14大类产品中，粮、布等温饱型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小于1，副食、绸缎等其他10种产品的收入弹性则在1和3之间［3］。
由附表-3可见，在12种耐用消费品中，以老三件为代表的轻耐用品的收入弹性在1和3之间；电风扇 、照像机、黑白电视机则在4和7之间；以新三件为代表的新耐用消费品均在7以上［4］。
另外，同期内农村人均住房面积由8.1平米增至14.7平米，年均增加0.94平米（平均增长率为8.9％）；城市则由3.6平米增至5.2平米，年均提高0.23平米（年均增长率为6.8％）。
总之，1979年至1985年，在约40种主要的消费品中，只有11种产品的收入弹性小于1，它们是粮食、水产品、食糖、食盐、棉布，（以下几种产品的收入弹性未单独列表给出，可由附表－4简单计算而得，方法见［4］）还有胶鞋、火柴、肥皂、保温瓶、煤油和煤炭；其中除了水产品和食糖以外，余者基本都是温饱型的消费品。其他30种消费品的收入弹性都大于1，即其为高收入弹性的产品。这种状况说明：在前七年中，就平均状况而言，我国已基本跨过了满足温饱需求的发展阶段。
另一方面，在这一阶段中，在我国居民消费的增加额中，农业居民消费增加额所占比例为65％（依据［2］的第71页计算而得），近乎2/3。或者说，农业居民消费增长对ＧＤＰ总增长的贡献份额大约在45％左右（等于65％×68.7％，后一比例见本节第2段），即ＧＤＰ增长年率的9.9个百分点中，有4.5个百分点来自于农业居民消费增长之贡献。
也就是说，农村居民购买力的大幅度增长对于图-1所示流程的良性循环扩张起着关键的作用。其作用机理如下：首先，第一产业（或农业）供给制约的消除，使其增长速度迅速提高，达到平均（实际）6.5％的增长率，其占ＧＤＰ的比重由1978年的28.1％至1984年的32％。
其次，第一产业所吸收的就业人员从1978年的2.83亿人增至1985年3.11亿，而第一产业的产值一就业比例偏差却缩小了8.2个百分点。
再次，上述两点表明了第一产业创造财富的能力越过了就业人员增长的速度；因此，在前7年里，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年均实际增长速度高达14.7％，其中来自于第一产业的比重约在80％左右。
最后，由于农业供给的高速增长，满足了城乡对农副产品的强烈需求；同时，农村居民货币收入的高速增长又对城市部门的轻工产品形成了强大的需求，再加上当时国家对轻工业实行了“六个优先”的产业扶持政策，从而使城市轻工业的供给迅速扩张。
以上是对前7年产业就业—收入支出—供给需求流程的简要解释。这个流程良性循环扩张的关键是第一产业（或农业）供给的高速扩张及其所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的高速增长，以及城乡之间农副产品与轻工产品的互补扩张。加速或启动上述流程扩张的关键性政策有两项，一是消除农业供给制约的农村微观改革政策—农业联产承包制；另一项是加速和支持轻工业发展的“六个优先”产业政策。（参见图－2）。
图－2：第一阶段的机理
农村微观改革政策
↓
农业供给 ←-------- 城市对农副产品的
高速增长 ---------→
高额需求
↓ ↑
农村货币
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
收入迅增
及对轻工品之需求
↓
↑ ↓
农民对轻工产品 ←----
城市轻工产品供给潜力
的高额需求
----→ 的实现及扩张
↑
“六优先”产业政策
第二阶段：1986年至1995年
在这一阶段中，ＧＤＰ的年均增长率为9.9％，商品零售价格年均上涨率为10.8％。同期，最终消费支出年均实际增长率为7.1％（消费增长弹性为0.7），在ＧＤＰ增长率的9.9个百分点中，其贡献为4.4个百分点，所占份额为44.4％；总投资（含净出口）的年均实际增长率为9.9％（投资增长弹性为1）， 在ＧＤＰ增长中，其贡献为5.5个百分点，所占份额为55.6％（计算方法及有关数据见注释［1］和附表-1）。很明显，在这一阶段中，投资增长对ＧＤＰ的增长起着主导作用。以下是流程的基本情况。
图－3：第二阶段的流程
1
┌─→─┐
农村 ←--- 中间产品
---- ：城市 ：
──────────→└───┘
新三件等
2
3
在图-3中，农村的自给性回路、农村内部的商品交换回路、城乡之间的初级产品交换回路（参看图-1的回路1、2、3、4）被略去了；这是因为尽管这些回路的流量仍在增长，但其增速已明显减慢，这在下文中将会给予说明。图-3中城乡之间起主要作用的是新回路1、2，这是乡镇企业与城市工业之间的中间产品交换；回路3是城市部门内部的商品交换，新三件是其代表性的产品。
在这一阶段中，城乡人均消费水平增速明显放慢，十年间增加了87％，年均增速为6.4％，仅为前7年增速的70％。其中：农村人均消费水平仅提高了64％，年均增速为5.1％，仅为前七年的一半；城市人均消费水平则提高了一倍以上，年均增速为7.4％，比前7年增速提高了30％（见［2］的第71页）。
由附表2、3、4和注释［5］可见，1986年至1995年，在四十种左右的消费品中，仅有4种产品的收入弹性大于1，它们是家禽、彩电、冰箱和录相机。也就是说，在前七年中，40种主要消费品中有30种为高收入弹性产品；而到了后十年中，它们的绝大多数都变成了低收入弹性的产品。由附表-4可见，在这些产品中，大部分产品的零售量都在1984年至1988年达到峰值，而后开始转向下降，如缝纫机、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电风扇、黑白电视机、录音机、洗衣机。其中多数产品的零售量在今后的年份里也不会再出现如前7年里那种跳跃性的增长了。
另外，同期内，农村人均住房面积由14.7平米增至21平米,年均增速由前7年的8.9%降至3.6%;城市则由5.2平米增至8.1平米,年均增速由前7年的6.8%降至3.6%。
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除了新型家用机电产品外，其它三十几种产品的收入弹性出现大幅度地下降（明显地小于1，甚至为负值），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它表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在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其需求取向及层次已发生了明显的阶段性转变。这与市场疲软或有效需求不足完全不是一回事，因而也就不能用刺激总需求的短期宏观政策来加以解决。在本文中，我们称上述格局为需求的自然约束。我们只要看看老三件在城乡居民中普及率的变动状况，就不难理理解这一概念的直观含意。
在后十年里，在我国居民消费的总增加额中，占人口70％以上的农业居民消费增加额仅占总增加额的46％，这一份额比前7年下降了约20个百分点。城乡收入支出结构的这种改变，在很大程度可以说明下述情况：为什么在家用机电产品全国平均普及率还很低的条件下，新三件的市场就已出现了“饱和”的征兆。问题的实质在于：城市市场的饱和与农村市场的低度开发是并存的，而后者又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增速下降过快有着密切的关系。下面我们还是用流程分析的方法来对其作一番透视。
在后十年里，流程的主要特点如下：首先，第一产业由于面临着需求的自然约束，故其供给的增长率不得不做出适应性的调整，其增速由前10年的年均6.5％降至4.2％，其占ＧＤＰ的比重也由1984年的32％降至1995年的20.5％。
其次，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员由1985年的3.11亿人增至1995年的3.55亿人，净增0.44亿人；年均440万人（前7年为0.27亿人，年均386万人），而第一产业的产值就业偏差基本未变（1984年为32，1995年为31.7）。
再次，由于前两点—一方面是第一产业创造收入的相对能力明显下降，另一方面其就业人员数量上升更快，这就使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速大幅度下滑，由前七年的年均14.7％降至后十年的3.7％。就绝对值而言，前7年农民人均增收161个单位（年均23个单位），而后十年则仅为114个单位（年均11个单位）；其中来自第一产业所增的收入由前七年的111个单位降至后十年的不足40个单位。另一方面，农民来自非农业的收入增加约70个单位。这就表明农民购买力的下降主要归因于第一产业收入增加得过慢，而来自非农产业的收入增长并没有补偿上去。
最后，由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过缓，致使其购买力相对萎缩。这就造成了家用机电产品市场出现了城市饱和与农村停滞并存的格局。换句话说，在基本品市场面临着需求自然约束的条件下，其供给的增长只能以人口的增长为限界，故而不得不大大放慢增长速度。而新型家用机电产品市场的扩张速度又受到上述城乡收入支出结构的限制。
因此，在第二阶段中，城乡之间农副产品与轻工产品的供求互补良性扩张之格局不能继续发挥主导增长的作用，而新的产业—收支—供求流程并没有建立起来。
在这种条件下，投资便成为主导增长的引擎。然而，有资料表明，在后十年中，对ＧＤＰ增长起主导作用的总投资，有相当大的部分是无效投资。在表-1中所列出产品的生产能力绝大部分都是在八十年代中期之后形成的。但是，由于新的良性循环流程没有建立起来，过度的投资不得不面临着狭窄的城市市场，因而其生产能力利用率低下，便成为不可避免之事。
小 结
由前述分析可见，在我国经济发展的两个阶段中，出现了经济流程的阶段性转换。这种转换可以用更直观的说法来给出描述。
在前七年中，农村是用基本农产品与城市的老三件相交换，后者每件的价格约在200元左右，相互交换的两者之当量大体一致。因而第一阶段流程的这一关键环流呈良性互补扩张状态。但到了后十年，基本农产品的（城乡）需求受到自然约束，其供给已无法大量增加；且农村对老三件的需求也基本满足（城市则更是如此），其供给增加也呈停滞状态。这时，城市部门新三件的供给能力出现大幅度增加，但除了满足相对狭小的城市需求之外，找不到更多的出路。因为新三件的单价约在2000元左右，比老三件的单价提高了一个数量级；而农村却没有新的剩余产出（即新的收入增量来源）能与之匹配。要以原有的基本农产品与之匹配，则农业人口要减少9/10，即人均农业剩余要提高10倍（一个数量级），这在十年内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这样，在两个阶段的转换中，经济流程生了断裂；于是，产业（就业）—收支—供求流程的循环便不能再保持良性循环扩张的状态，从而导致宏观总供求格局出现累积性失衡，各种工业品生产能力大量闲置就是这种失衡的结果。显然，单调的总量方法对这类现象的分析是无能为力的。
三、产业载体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已经看到我国经济当前存在的基本问题在于产业就业—收入支出—供给需求流程发生了失配，因而不得不依靠投资（其中有相当部分是无效投资）来支撑经济的高速低效增长。为此，我们付出了约三万亿元资产（流动及固定）闲置的沉重代价［6］。这种方向不当的过度投资，一方面挤压了消费，另一方面加剧了上述流程的失配程度。而其最终根源是产业就业关系和产业空间载体的失衡。这就是本节的讨论重点。
产业就业关系
由下面的表-3可见，从1978年至1984年（或1985年），三大产业的增加值与就业结构的总偏差，由84.8逐年降至64，六、七年间减少了20.8个百分点，产业就业关系得到了明显地改善，改善程度为10.8％（见图-4中曲线和直线间的面积）。其中第一产业的偏差减小了10.4个百分点（占全部减小程度的一半左右），第二产业偏差减小了7.5个百分点（所占份额为36％），第三产业减小了2.8个百分点（所占份额为14％）。
但在1984年之后，上述总偏差开始回升。到1993升至73，比1984年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只是在1994年和1995年才有所下降；整体恶化程度为7％（见图-4曲线下的阴影面积）。1995年与1984年相比，总偏差大体相当；但一、二次产业的偏差相加，1995年为57.5，比1984年和1985年的55.3和56.2高出一至两个百分点。
产业的产值与就业之间的偏差度量了产业就业关系的匹配程度；这是各业以及城乡收入结构、流程的基础，并由此决定了宏观供求格局。
表－3：产业—就业偏差（％）
|
年份 |
第 Ⅰ 产 业 |
第 Ⅱ 产 业 |
第 Ⅲ 产 业 |
总偏差 |
| 产值 |
就业 |
偏差 |
|
|
|
|
|
|
| 78 |
28.1 |
70.5 |
42.4 |
48.2 |
17.3 |
30.9 |
23.7 |
12.2 |
11.5 |
84.8 |
| 79 |
31.2 |
- |
- |
47.4 |
- |
- |
21.4 |
- |
- |
- |
| 80 |
30.1 |
68.7 |
38.6 |
48.5 |
18.2 |
30.3 |
21.4 |
13.1 |
8.3 |
77.2 |
| 81 |
31.8 |
68.1 |
36.6 |
46.4 |
18.4 |
28.0 |
21.8 |
13.5 |
8.3 |
72.6 |
| 82 |
33.3 |
68.1 |
34.8 |
45.0 |
18.5 |
26.5 |
21.7 |
13.4 |
8.3 |
69.6 |
| 83 |
33.0 67.1 |
67.1 |
34.1 |
44.6 |
18.7 |
25.9 |
22.4 |
14.2 |
8.2 |
68.2 |
| 84 |
32.0 |
64.0 |
32.0 |
43.3 |
20.0 |
23.3 |
24.7 |
16.0 |
8.7 |
64.0 |
| 85 |
28.4 |
62.4 |
34.0 |
43.1 |
20.9 |
22.2 |
28.5 |
16.7 |
11.8 |
68.0 |
| 86 |
27.1 |
60.9 |
33.8 |
44.0 |
21.9 |
22.1 |
28.9 |
17.2 |
11.7 |
67.6 |
| 87 |
26.8 |
60.0 |
33.2 |
43.9 |
22.2 |
21.7 |
29.3 |
17.8 |
11.5 |
66.4 |
| 88 |
25.7 |
59.4 |
33.7 |
44.1 |
22.4 |
21.7 |
30.2 |
18.3 |
11.9 |
67.3 |
| 89 |
25.0 |
60.0 |
35.0 |
43.0 |
21.7 |
21.3 |
32.0 |
18.3 |
13.7 |
70.0 |
| 90 |
27.1 |
60.1 |
33.0 |
41.6 |
21.4 |
20.2 |
31.3 |
18.5 |
12.8 |
66.0 |
| 91 |
24.5 |
59.7 |
35.2 |
42.1 |
21.4 |
20.7 |
33.4 |
18.9 |
14.5 |
70.4 |
| 92 |
21.8 |
58.5 |
36.7 |
43.9 |
21.7 |
22.2 |
34.3 |
19.8 |
14.5 |
73.4 |
| 93 |
19.9 |
56.4 |
36.5 |
47.4 |
22.4 |
25.0 |
32.7 |
21.2 |
11.5 |
73.0 |
| 94 |
20.2 |
54.3 |
34.1 |
47.9 |
22.7 |
25.2 |
31.9 |
23.0 |
8.9 |
68.2 |
| 95 |
20.5 |
52.2 |
31.7 |
48.8 |
23.0 |
25.8 |
30.7 |
24.8 |
5.9 |
63.4 |
注：资料来源见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从直观上看,农业(或第一产业)偏差的上升表明该业从业人员人均相对剩余程度的下降,其用于与其他产业交换的能力下降。工业(或第二产业)偏差的上升则表明了其供给能力的上升。但由于前者的交换能力下降，因而其对它业（特别是工业）的需求相对萎缩。在注释［7］中，我们给出了一种归一化的度量，说明了如以1984年为基准，仅1995年（主要是）工业产出就相对闲置2000多亿元。
也就是说，在长期的演进过程中，产业就业关系制约着收入支出的结构及流转的顺畅程度；从而决定了宏观供求格局及其波动。
因此，要解决本节开始所述的问题，就必须从产业—就业关系入手；而宏观就业总量不仅由经济增长的状况所决定，在转折时期；还特别由产业就业关系的匹配程度所制约。
图－4：产业—就业关系的改善与恶化
反映三大产业间产值与就业关系长期推移规律的是配第一克拉克法则（以下简称配一克定律），它说的是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增加值和就业人员在第一、二、三产业间的转移。它阐明了经济发展与产业（就业）结构演变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律。
然而，在这个定律背后还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即在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过程中，必须伴有相应的城市化进展。实际上，任何产业都要有自己的空间载体—产业的空间实现方式，没有产业空间载体的变换，就不可能有产业结构的全局高度化。以此来看问题，经济发展过程是由人均收入增长、产业结构演化和产业空间载体变换这三个侧面统一组成的。而配一克定律只反映了前两个侧面的相互关系，但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第三个侧面会在前两个侧面的相互作用下自发地实现。
需要说明的是：为什么第二、三产业的生产和消费往往会出现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区。文献［8］对此给出了三个条件，现概述如下：
必要条件：相对于土地而言，采用大量的非土地投入也能生产，从而形成了具有城市地区特征的就业与人口密集。（即在城市地区生产的商品与劳务，其每单位产出需要的土地投入比农产品要少，也就是说，城市中产业的投入要素是非土地密集型的，这与农业正好相反。）
充分条件Ⅰ：在生产中存在着规模经济的作用。（即在投入价格不变时，随着产出增加或生产规模的扩大，而出现产品单位成本的长期下降。）
充分条件Ⅱ：在流通中存在着不可忽视的运输费用。（即如果运输成本为零，仅由规模经济的单独作用是不会形成城市方面的大量集中现象。但是运费、特别是人力的运费是昂贵的；这种高额的运费促使商品与劳务的生产者、消费者以及投入的供给者要位于彼此邻近的地点－城市；距离近才有可能使生产获得规模经济的收益，而不会使利润消耗在昂贵的运费上。）
我们称上述充要条件为埃－查条件（文献［8］两位作者名字的缩写），它刻划了产业的要素特征与其空间载体的相互关系，从而说明了第二、三产业何以会出现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同时，也就解释了当产业（就业）结构向第二、三产业倾斜时，必须伴有城市化相应进展的基本原因。
城市化过程
根据上述条件，可以分析出我国产业空间载体变换的凝滞是如何导致其产业就业关系失配的。从1980年至1995年，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滞后程度如下（％）：1980为5，1985年为10.8，1990年为16.5，1991年为20.0，1992年为19.3，1993年为20.7，1994年为22.2，1995年为23.3（其他数字来源见［9］、［10］，1985年数字由内插而得）。
即当中国人均ＧＮＰ水平从低收入国家的上限进入到下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时，其城镇化过程的滞后程度不仅没有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而缩小，反而呈不断扩大的态势。在1978年至1984年（或1985年），这种扩大对产业就业的匹配状况影响不大。因为在这个阶段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全部ＧＤＰ的比例持续上升，而农业的产业就业匹配关系对城市化过程的进展状况没有多少依赖性（参考前述必要条件）。但在1985年之后，随着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下降，第二、三产业的产值比重上升，城市化过程的进展对整个产业就业匹配性态的影响就愈益加大。
另外，从生产上看，与第二产业相比，第三产业的生产要素具有更强的人力密集性特征；从消费上看，服务这种商品不像物质商品那样可以很容易地运到产地之外去消费，而更宜于在产地消费（即其运输成本可近似地看为无穷大）。则由上述充分条件Ⅱ可知，第三产业比第二产业更依赖于城市化过程的进展。也就是说，在1985年之后，我国城市化过程滞后程度不断加剧是导致我国第三产业长期发展不足和工业过度增长的基本根源。
1978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为44.3％，1984年降到39％以下，到1990年降到1978年以来的最低点37％，而后开始不断回升，至1996年达到42.2％。这种状况与农村工业的高速增长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其产值和从业人员的60％以上分布在村及村以下。由于城乡分割体制所导致的城市化过程滞后这一基本根源，上述分散的农村工业化方式便成为我们不得不做出的“次优选择”。显然，在城市化过程滞后的条件下，分散的农村工业化的相对成本比之于分散的第三产业发展要低一些，这也是我国农村非农产业增长更多地体现在农村工业高速增长上的主要原因（参见前述充分条件Ⅱ）。但这种分散的工业化过程却存在着三种不经济：即土地利用、规模和运输的不经济，这是一种很大的浪费。在城市化过程滞后的前提下，工业越向前扩张，这类浪费也就越大，这种社会成本迟早要由社会来偿还。
简言之，由城市化过程滞后所导致的第三产业发展不足和工业过度增长，极大地削弱了我国产业（主要第三产业）在其结构推移过程中吸收剩余劳动力的能力。而且，在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的转折过程中，它们还成为城市出现大量下岗、半下岗人员的重要根源。下面我们将对此给出具体地说明。
表－4：结构比较（以1为100％）
|
世
界 平 均 状 况 |
中国：1995年 |
| 460美元 |
690美元 |
920美元 |
| 1、生产结构 |
|
|
|
|
|
| （1）初级产业份额 |
0.327 |
0.266 |
0.228 |
0.205 |
0.233 |
| （2）工业份额 |
0.215 |
0.251 |
0.276 |
0.488 |
0.460 |
| （3）服务业份额 |
0.458 |
|
|
|
|
| 其中：公用事业份额 |
0.072 |
0.079 |
0.085 |
- |
- |
| 2、劳动力配置 |
|
|
|
|
|
| （1）初级产业份额 |
0.557 |
0.489 |
0.438 |
0.522 |
0.535 |
| （2）工业份额 |
0.164 |
0.206 |
0.235 |
0.230 |
0.217 |
| （3）服务业份额 |
0.279 |
0.304 |
0.327 |
0.248 |
0.248 |
| 3、城市化 |
0.362 |
0.439 |
0.490 |
0.290 |
0.290 |
注：表中第1列、2列、3列的数据来源于［11］的表3；第4列数据来源于1997年《中国统计摘要》，第5列数据说明见正文。
表－4中第1、2、3列数据是中等规模国家跨国归方程的估计结果。第4列数据是中国1995年的情况，其中初级产业不包括采掘业，第5列数据对此做了调整，把采掘业的劳动力（902万人，占全国的比例为1.3％） 及其增加值（等于1.3％×48.8％÷23.0％）分别归入了我国统计口径的第一产业。
表－4中的美元数是以1980年美元（下同）来计算的。那么1995年中国的人均ＧＤＰ折合多少1980年美元呢？由1997年《中国统计年鉴》可知，如以1980年为100个单位，则1995年中国人均ＧＤＰ为349个单位。世界银行在八十年代初估计我国1980人均ＧＤＰ为300美元，如此，则1995年我国人均ＧＤＰ应为1047美元，其城市化比重应在49％左右。为稳健起见，不妨低估1980年我国人均ＧＤＰ为200美元，则1995年我国人均ＧＤＰ亦为698美元，其相应的城市化比重应在44％左右。
因此，不论做怎样的比较，我国的城市化比重都明显偏低。例如，将我国1995年的就业结构与第1列相比，二者大体相似；但后者的城市化水平为36.2％，比我国高出7个百分点。在生产结构中，其服务业份额为45.8％，比我国高出15个百分点，而工业份额则比我国低24个百分点。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判断：与同等收入的国际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和服务业比重明显偏低，而工业比重明显偏高。
造成这种格局的原因在于：由于城镇化进程严重滞后，使人口按着配－克定律向第三产业的转移受阻，从而造成投资过度地向工业和制造业倾斜，致使工业增加值份额偏高。因此，只有疏导受到阻滞的城市化进程，才能使扭曲的产业就业关系得到校正，从而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使之对劳动力的巨大吸纳能力成为现实。
因此，只有加速城市化进程，才能广开就业门路。以表4的第3列做为标准进行计算，其服务业的就业份额为32.7％，这比我国1995年的水平高出约8个百分点，1995年我国从业人员总数近6.8亿人，这意味着我国第三产业少吸收了约5440万劳动力，其中大部分应来自于第一产业的剩余劳动力（表中第3列的初级产业就业比重比我国低10个百分点）。如加上他们所赡养的人口，则将达1.1亿人。
我国不仅城市化总规模明显偏低，而且在城市化水平方面也存在着突出的问题。例如，大中城市的自来水普及率为95％，而小城镇只有68％，非城关镇只有63％，其47％的生活用气普及率更是大大低于大中城市的水平；特别是对废水和垃圾，包括城关镇在内，处理率只有27％和47％。在非城关镇的小城镇里，废水和垃圾的处理标准大大低于城市甚至城关镇的水平，如果按照国际通用的标准来衡量，这里的废水和垃圾的处理率几乎接近于零［12］。以表3的第3列为标准，可估算出我国公用事业产业（供电、煤气、自来水、运输、通讯和贮藏行业）少吸收就业人员1631万人［13］。
由此可见，与城镇化相关联的第三产业（包括公用事业）在拓展就业空间方面有着怎样广阔的前景。总之，加速城镇化进程（包括规模和水平）已成为我国经济能否良性发展的关键。目前脱离城市化过程来发展工业的偏向、投资向工业过度倾斜的偏向，再不能继续下去了。这种偏向不仅使各种工业品的生产能力大量闲置，而且耗去了为加速城市化进程提供基础设施的宝贵资金，极大地延滞了城市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致使我国的产业—收支—供求流程出现了明显的断裂和失配，以及宏观供求格局严重失衡。
小 结
因此，在我国今后的发展阶段中，应以加速城市化进程为中心来调整投资方向，以带动产业（就业）关系的转变和重组，拓展就业的空间和层次，实现收入支出结构和总水平的调整和升级，形成新的宏观供求格局。简言之，就是要为加快农业人口向城镇的有效转移进行投资，形成在数量上可与现有城镇人口相当的一批新城镇人口，以及具有较高水平的一批新城镇。
这部份新的城镇人口会对家用机电产业、建筑和建材产业、住宅产业、公用事业等产业，产生持久而巨大的需求。以住宅为例，一个家庭在农村，还是在城镇居住，其对住宅的需求强度和层次明显不同。另外，城市住宅对其他产业的关联倍乘效应明显强于农村住宅的关联效应。这就附带了说明了这样一个现象：即尽管目前农村人均居住面积远高于城市的人均水平，但仍不足以使住宅产业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同理，脱离了城市化进程的产业（就业）重组是难以成功的，也不会有持久的积极后果。
以此来看问题，我国工业今后应着力在质量、水平和效益等方面下功夫，特别是农村工业应该逐步向当地的城镇集中，使自己在生产方式等方面有一个质的跃迁，而不能再继续沿着扩大外延、增加份额的老路发展了。这个问题将在下节中予以讨论。
四、组织架构
我国的产业重组和跃迁，除了要放在加速城市化的大背景中加以推进，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必须同时加以考虑，即产业的组织格局。
如果把一国的产业整体看为一个有机体，那么，城市化的容量和水平就是产业机体发育和成长的空间，大中型企业组织则是产业机体的骨架，而中小企业则是其血肉。
要想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今后的产业—就业关系，拓展就业与市场空间，就必须从这两个基本因素（城市化和产业组织）入手来考虑和解决问题。
目前的情况是，一方面我国产业机体的发育和成长空间过于窄小，即城市化过程过度滞后；另一方面，该机体得了软骨病，即大企业组织的规模和实力太小。这直接影响了我国产业的综合实力。在前文中，我们已讨论了前一个问题，本节将着重讨论后一问题。
比较与借鉴
自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一国拥有的跨国大公司的数量和水平，已成为衡量该国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从《幸福》杂志公布的1995年世界500家大企业的国别分析，一国大公司在世界大公司中占有的份额和名次，与该国在世界ＧＮＰ和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份额和名次大抵相当。只有我国的ＧＮＰ已居世界第七位，在世界贸易额中占第11位；但在500家大公司中却只有三家，只居第16位［14］。
1996年我国有不少工业产品，如钢、煤、水泥、布、电视机、自行车，其产量已居世界第一，还有不少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的第二、三名；但却没有一家工业公司进入世界500家。这是为什么呢？
对此，我们不妨看看在美国产业历史上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变革过程［15］。
在1840年至1920年这八十年里，正是美国的农业经济和农村经济转变为工业经济和城市经济的时代，其间美国经历了生产和分配过程的革命性改变。
在此之前，从原料的生产，经由各个生产过程，直到卖给最终消费者，商品和服务的流量都要由市场来协调和连接。此后，新型企业所做的则是取代了市场的这种协调和连接职能。凡是进行了这种取代的地方，生产和流通分配便集中在少数几个大企业手中。最初，这种情况只出现在技术革新和市场扩大使产量高速度、大幅度增长的少数经济部门或工业。但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通过管理进行协调的有形之手便在越来越多的经济部门取代了市场协调的无形之手。
到了二十世纪中叶，在美国的主要经济部门中，少数大量生产、大量销售和大量运输的大企业中的高薪经理人员，已经在协调通过生产和分配过程的日常流量，并为未来的生产和分配调配资源（即投资）。这时，美国企业界的管理革命乃告实现。而在19世纪四十年代之前，美国企业界则很少出现这种组织创新。
分配和生产过程的革命，主要建立在新的运输和通讯的基础之上。现代大量生产和大量分配所依赖的是在铁路、电报、轮船出现后的迅速、庞大且规则的货物和信息的流动。当基本的基础设施于19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间得以形成时，现代方式的大量生产和分配、以及管理它们的工商企业也就随之出现。
在分配方面，铁路和电报是造成现代大交易商出现的主要因素。这些大交易商向种植业者、制造业者和加工者购买商品和货物，并直接卖给零售商或最终消费者。在制造方面，铁路和电报之所以使大量生产得以发生，是因为它们有助于把制造某种产品的几乎全部有关过程集中于一家企业之内。
由于每个加工单位每天的生产量，以及每个分配单位每天处理的交易量都大为增加，因而使经营企业能将它们的活动作进一步分工，而由几个营业部门来进行。更为重要的是，前所未有的生产和流通速度，促成了几个单位一体化于一家企业之内。这些新的、多单位的企业的经理人员，能比市场机制更有效地监督生产和分配过程，并协调流动于其间的快速而庞大的货物流量。当然，不断扩充的市场容量是维持大量的生产和分配所必不可少的。
通过大量生产与大量分配的结合,一个单一的企业就能完成制造和销售一个产品系列所涉及的许多交易和作业程序.管理指导的有形之手已经取代了市场力量的无形之手,从而协调着从原料和半成品的供应者、直到零售店和最终消费者的货物流动。这些活动和它们之间的交易内部化降低了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更为重要的是，公司能把供给协调得更接近于需求，能更集约地利用劳动和资本设备，从而得以降低其单位成本。最后，由此而导致的高额通过能力和高速库存周转所产生的现金流量，减少了流动和固定的资本费用。
在19世纪八十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现代工商业的兴起乃是一场更带根本性的经济发展的一部分。现代工商业乃是对生产和分配过程中所发生的根本性变革在组织上的反应，是组织创新的结果。这些根本性的改变由于出现了新能源，以及将科技知识日益多地应用于工业技术而成为可能。铁路和电报的问世，以及在食品、石油、橡胶、玻璃、化学制品、机器制造和金属等生产中，新的大量生产方式的完善化，使得一个在历史上空前的生产规模成为可能。
技术的创新、人口的迅速增长以及人均收不断增加，有助于为这样一种生产确保持续和不断扩大的市场容量，使生产和分配过程更为复杂；同时，也增加了经过这两个过程的物质和流量。现有的市场机制通常已不能有效地协调这些流量。新技术和扩大中的市场容量因而引起了管理协调的必要性。为了执行这一功能，出现了多单位的工商业以及管理它们的支薪经理人员。当新型企业能够协调当前的物流，并使之成为有利可图之后，经理人员还要为未来的生产和分配调派资源。随着技术变得更为复杂和具有更高的生产率，以及市场容量的持续扩大，这些经理人员便承担了美国经济最重要的一些部门中的指挥重任。
运输、通信和需求的改变使得分配过程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如果新的大销售商难于应付新的生产过程的巨大产量，制造厂商就会把大量生产和大量分配加以结合。这种发展的结果就是巨型工商企业的出现。直到今天，它们仍保持为现代市场经济最强有力的经济机构。因此，多单位巨型工商企业的建立和管理，对西方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是极为重要的。这项任务促进了建立和管理巨大及复杂的人类组织的能力。
简言之，在世纪之交的八十年里，随着美国从农业和农村经济转变为工业和城市经济，其经历了一场持久而深刻的管理革命。在大量生产和分配的部门或产业里，由于管理上的协调比市场机制的协调能带来更大的生产力，故而现代多单位的大型工商企业就取代了传统的小公司，即把以前由多个独立经营单位进行的活动及其相关交易内部化。这使得商品从一单位至他单位的流量得到了协调，其所造成的节约，要比仅是降低信息和交易的成本所造成的节约更为巨大。同时，随着大企业的成长及其对主要经济部门的支配，它们最终改变了这些部门乃至整个经济的基本结构。”
以此作为对照，我们不难看出，在近二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和变革过程中最为缺乏的基本因素之一，正是管理上的革命和组织上的创新。这些年来，以很低层次为基础的工厂（或企业）改制或重组的做法，消解了我国产业机体在大范围内调配资源的组织化能力和大型组织这种特殊的组织资源。因此，我们缺少国际水平的大型企业的原因也就不言自明了。
这种格局一方面成为我国各个经济领域里过度（或恶性）竟争和重复建设日益严重的基本根源；另一方面，它也使我国的产业（或结构）重组和跃迁失去了组织化的支点和杠杆。现在我们极需补上管理革命这一课。
几个问题
这些年来，尽管我国经济机体的“血肉”日见增长，但其却缺少一付“钢筋铁骨”，远远不能适应目前日益激烈的全球化经济竞争的挑战。在这场新的全球性经济“战争”里，西方的“坚船利炮”集群已经在我们的国土上向我们“开战”了。
要想打赢这样一场“战争”，实现我国国民经济和产业机体的整体跃迁，我们除了要有广大的“地方部队”和“民兵”（即中小企业），更要有具备强大攻坚能力和战略机动能力的“野战主力兵团”。为此，我们必须在更大的范围内、更高的层面上，根据现代的技术、工艺和产业流程来重组我们的工商业企业（可考虑以行业为中心并参照国际上同类的大型工商企业的构造）。钱德勒曾说过：在一个没有关税和专利保护的市场中，组织乃是保证竟争胜利的关键［15］。因此，产业组织的现代化是不可回避的，这是前述管理革命和组织创新的中心，而巨型的现代工商业企业或公司则是其晶核。为了有效地推进这一过程，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不能把加强企业自主权（或理清产权）混同于划小独立核算单位。扩权让利式的企业改革，往往自觉或不觉地受到农业改革的影响。但是，实际上农业生产单位的集合通常是相互并联的系统；而大多数工商企业则往往具有很强的串联性质，这是大型现代工商业公司得以形成的技术基础。这种多单位的工商企业不可能在车间或工厂的层面上实现自负盈亏。因此，以划小独立核算单位为特征的企业改革，就不可避免地肢解了产业组织之间的有机联系。
另外，我们往往把不同层次的管理或协调混淆起来。一般而言，第一层是政府对经济活动总水平的调节与管理，这对于现代工商企业的扩展和成长至关重要；“大萧条已清楚地显示：私人经济没有能力维持一种复杂的高度分化的大量生产和大量分配的经济持续成长”［15］。第二层是在不同行业、产业间之间进行资源调配。第三层则是传统意义上的企业微观管理。
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前两层管理全部由政府来实施。在1978年之后，第二层管理职能的大部分已被政府逐渐放弃，但并没有相应的调节或管理主体来填补其空缺。而在西方发达国家，这部分职能是由大型工商企业的高级经理人员（我们将其称为企业界中的“文官”）来实现的，市场机制已基本上退出了这一调节领域。实际上，由大型工商企业所实现的管理协调有形之手（把第二、三层次的管理集于一体），在替代市场机制无形之手的过程中，伴随着市场（需求的表现）容量的不断扩张。“新技术的经营要求使得无力影响价格的小型公司的竞争方式已经变得陈旧过时”［5］。相比于早期那种原子式的古典自由竞争时代，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市场机制的作用范围已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这与市场容量及其细分化的不断扩展并无矛盾。
这方面的混乱和歧义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长期难以获得明显实效的主要根源；也是经济领域里重复建设和过度竞争愈演愈烈在组织上的反应。在近几年内，较为流行的兼并重组并未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例如，我国目前正在试点的全部55个企业集团的销售额总和，只相当于日本新日铁一家的销售额，只有通用汽车公司的1/6；排在我国大企业首位的大庆石油管理局一年的销售额才36亿美元，还不到世界500家末位的巴西利亚电信公司88亿美元的一半、宝钢集团的销售额还不到新日铁的1/10［14］。究其原因，我们所进行的企业兼并重组并没有在行业或产业重组的层面上来考虑问题，仍旧囿于地区或企业的范围。
第二，在建立大型工商企业、实现产业重组的过程中，必须同时实现生产方式的转变。目前，我国的大中型企业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和需求的多样化，以往那种单一规格的批量生产方式正变得陈旧过时。在纺织、机械、煤炭等产业中，大中型企业面临着大量小型企业、乡镇企业的激烈竞争和市场饱和的双重威胁；而在其他领域中，则其还面临着国际大型跨国公司的严峻挑战。这也是近年来城市出现大量下岗、半下岗工人的重要原因。
为此，我国的大中型企业必须在大型化和集团化的过程中，尽快实现由批量生产生方式向精益生产方式的转变。只有如此，才能实现高加工度化和高附加价值化。实际上，自八十年代以来，大型跨国公司已基本上完成了这种生产方式的转变；而那些没有实现这种转变的公司，则无一不面临着被淘汰的困境。要知道，在当前的全球经济大战里，精益生产方式已成为一种最锐利的竞争武器；这从下面的表-5中，是不难看出的。因此，我国的大中型企业必须尽快以这种新式武器把自己装备起来，成长为大型化的、推动技术持续进步的主体，以适应需求多样化和竞争国际化的复杂局面。
表－5：三种生产方式特性比较
|
单件生产方式 |
大批量生产方式 |
精益生产方式 |
|
工艺 |
简单，应用非标准的零部件及通用工具设备。 |
复杂，应用标准件，专用机床；在改制新产品时要花费很多时间与资金。 |
高度柔性生产，应用标准尺寸的零部件进行系统集成；相当容易改型生产新产品。 |
|
劳动力 |
高度熟练的技工。 |
非常专门的熟练设计人员，非熟练与半熟练的可更换的生产工人，每人有单一的任务。 |
小组组织，多面手工人，不仅可操作多台、多种设备，还可作简单维修；人人对产品负责，工人参与管理。 |
| 协作关系 |
与用户和协作厂关系紧密。 |
松散关系；在总装厂内有大量库存，以便在协作发生变化时使生产连续进行。 |
与用户、第一层协作厂关系密切；共同开发、应用准时化送货系统，尽量靠近协作厂与用户。 |
| 产量 |
非常低 |
极高 |
极高 |
| 产品品种 |
非常宽、产品按照用户的特种要求。 |
标准产品、品种少、变形少。 |
大大增加了产品变形的范围。 |
注：资料来源及详述见［16］。
第三，在建立大型或超大型工商企业集团和实现产业重组的过程中，还要着力解决这类企业（或集团）的成本约束问题。自1978年以来，这个问题始终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我们在从计划转向由市场来配置企业间的资源时，企业成本的软约束也从财政系统转向了银行系统。这是理解我国经济的微观基础与行为的关键点之一。
这种新型的企业成本软约束和放开价格相结合，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于某些方面消除短缺（既使在1978年以前，以充分弹性的价格来抑制某些领域的短缺，也是有成功先例的），但无助于解决效率和质量低下这一根本问题。与此同时，上述两者相互结合的格局，还成为在更大的范围里强化重复建设和过度竞争的微观基础（对此，我们将另行著文予以详述）。
应特别强调的是，以私有化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是无济于事的。最近东南亚、韩国和日本出现的金融危机和大量银行坏帐的显性化，已充分说明了这点。（那里的企业大多是私有的、甚至是家族所有的）。
对于我国的大企业（包括商业银行）而言，除了要最大限度地加强内部成本约束（如实行邯钢的目标成本管理方法）之外；还应逐步使“企业文官”脱离行政系列，应主要依据其中长期的经营业绩，并引进社会的监督和考核机制，来决定其评价和聘用，并给予其相应的经营条件和待遇（包括奖惩）。在企业与商业银行之间的关系上，应主要由银行而不是由政府（特别不能由地方政府），根据其面临的盈利机会和风险状况，独立地做出日常的经营决策。对这个问题的详细讨论，已超出了本文的范围，此处不再多说。
小 结
一个国家的产业和企业群体，离不开大型企业集团作为其中坚力量，只有它们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并以此承担巨额的研究和开发费用。一个没有大企业（或公司）的经济机体，就像没有骨胳的人体一样，是站立不起来的。
当经济体系进入产业重组和结构跃迁的转折时期，在经济竟争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和明天，大型企业集团更是承担着特殊的历史任务。说到底，无论是加速城镇化进程，还是产业（就业）重组和结构跃迁，都要靠企业（由人组织起来的经济实体）去付诸实施，而大企业或大公司就是进行这种活动的骨干力量。
值此之际，我们应在经济系统内部，立即着手组建自己的“战略机动兵团”和“主力作战部队”，为全民族去开拓战略性的利益空间，控制战略制高点，“打大的歼灭战”，并抗衡由此而致的可能的战略性风险。
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五、结语
现在我们把全文的主要结论概括如下：
当前我国经济所面临的众多工业品加工能力大量闲置的突出问题，与总需求不足所致的市场疲软并无关系；我国经济也不存在所谓的“缺少新的消费热点”的问题。
上述突出问题的根源在于；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城市化进程不断滞后和投资过度向工业倾斜，致使产业就业—收入支出—供给需求流程发生了阶段性断裂，以及宏观供求格局出现累积性失衡。
在我国今后的发展阶段中，应以加速城镇化进程为中心来调整基本投资方向，以此带动产业重组，拓展就业空间，实现收支结构的升级，形成新的宏观供求格局。同时应着手建立超大型工商企业（或公司），强化其成本约束和管理力度，率先实现其向精益生产方式的转变，使它们成为推动上述进程的战略投资和技术进步的主体。
舍此，我们就不能在二十一世纪的“全球经济战国时代”完成全民族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性跃迁。
文献索引和注释
［1］首先计算各年的消费支出实际增长率，即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把支出法ＧＤＰ中的 最终消费予以消胀；然后计算出1979年至1985和1986年至1995年这两大阶段中ＧＤＰ和消费的各自年均实际增长率；再利用下述公式：ＧＤＰ年均增长率＝α1×消费年均增长度＋α2投资年均增长率，其中α1为1978年至1984年（或1985年至1994）间各年最终消费占同年ＧＤＰ的比例的算术平均值，即可算出消费增长在ＧＤＰ增长中的百分点贡献和相应份额；同理，用ＧＤＰ年均实际增长率减去（α1×消费年均实际增长率），就可得到与投资有关的相应数据。附表-1给出了主要的计算结果，其中消费占ＧＤＰ的比例α1是以当年价格计算的。数据来源于1997年《中国统计摘要》和1996年《中国统计年鉴》。
在附表-1中，Ｇ代表ＧＤＰ的每年实际增长率，Ｃ代表总消费的每年实际增长率；Ｇ代表某一阶段的ＧＤＰ年均实际增长率，Ｃ代表相应阶段中的年均消费率（算术平均）。
［2］1997年《国统计摘要》
［3］附表-2的数据是这样得到的：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消费品平均每人生活消费量，可算出不同消费品的人均年均消费增长率（即附表-2中C），然后再算出两个阶段中的人均ＧＤＰ年均实际增长率；再用前一增长率Ｃ除以后一增长率，便可得到需求的收入（ＧＤＰ）弹性（即附表-2中的e）。
在1986年至1995年间，1993年至1995年的全国消费品人均生活消费量的数字已不可得。对此，我们采用稳健估计的办法来计算后十年的Ｃ值，即在下述三种系列中取最高的增长率为表中的Ｃ值，第1个系列为1986年至1995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年购买的主要商品数量年均增长率，第2个序列为同期农村 居民人均主要消费品消费量的年均增长率，第3个序列为1986－1992年全国消费品人均生活消费量的年均增长率（附表－2 中第3列的两项；卷烟、茶叶）。表中所缺数值为负值，不再具体给出。
［4］附表-3的数据是这样得到的：根据附表－4的有关数据（社会消费品零售量），可以算出不同消费品零售量的平均增长率（即附表3中的Ｃ），以其除以相应阶段的人均ＧＤＰ年均实际增长率，便可得到近似的需求收入（或ＧＤＰ）弹性（即附表－3中的e）。
1986年至1995年，由于1992年之后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量的相应数据已不可得，我们只好采用稳健估计的方法来进行推算，其方式如下：对附表－4中1988年，1992年和1995年的数值取最大值，将其做为1995年零售量的上限估计值，将此值与1985年的数据进行比较，即可算出后十年不同消费品零售量的年均增长率。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在于，附表-4中大多数产品的零售量在1988年达到峰值，而后开始衰减。
在附表-3中，凡未给出具体数字者,其需求的收入弹性均明显小于1或为负值。
［5］附表－4中1978至1992的数据，凡未用括号者，皆来自于1993年《中国市场统计年鉴》第268页至276页。括号中的数据来源如下：其中照像机、彩电为当年生产量数据，来自于1995《中国市场统计年鉴第22页》；电风扇、洗衣机、电冰箱数据来自于1988年《中国统计摘要》第81页；括号中的录相机年销售量为估计数，方法如下；假定1978年的销售量仅为同年洗衣机的一半，即为0.1万台，然后内插便可得到1985年的数字。
1995年的数字来源于1996年《中国市场统计年鉴》第188页至190页，这些数字比实际值要低；因为1996年市场年鉴统计口径比1993年的口径小。
［6］邓英淘：“库存、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刊于《参阅文稿》No．97－8，1997年4月23日。
［7］由1996年、1997年《中国统计摘要》可知，以城乡人口百分比和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百分比来计算，1978年乡、城人均消费品零售额分别为0.5和3.3个单位,1984年分别为0.68和2.07个单位,1995年分别为0.61和1.96个单位。假设1995年乡村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仍保持0.68个单位，则乡村人口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全社会中所占的比重应为48.3％（等于乡村人口比重71％乘以0.68），而实际值则为43.2％；再设1995年城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仍为11719亿元，以此值除以（1－0.483）,则得到1995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应为22667亿元,这比实际值高出2047亿元.也就是说,相对于1984年的农村标准,1995年农村人口少购买社会消费品2047亿元。
［8］［美］埃德温·米尔斯、查尔斯·贝克尔：“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经济学译丛》1989年第4期。
［9］农村经济年度分析课题组：《1992年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年度报告·兼析1993年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4月。
［10］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1996年经济绿皮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3月。
［11］霍利斯·钱纳里等著：《发展的型式：1950年－1970年》，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10月。
［12］隋明梅：“小城镇风华正茂”，经济日报，1997年7月26日。
［13］根据正文中表－4的第4行，可做如下计算：0.085÷0.496×0.327=0.056，此数即为公用事业就业份额的估算数。根据1997年《中国统计年鉴》，1995年我国公用事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为3.2％，0.056－0.032＝0.024，0.024×6.8亿人＝0.1632亿人。
［14］ 东方企业研究会：“我国需要一批世界级大公司”，经济日报，1997年8月18日。
［15］引号中的引文全部来自于［美］小艾尔费雷德·D·钱德勒著:《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商务印书馆，1994年4月。
［16］沈希瑾等编著：《改变世界的生产方式》，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年10月
附表－1：ＧＤＰ与总消费的增长率（％）
|
G |
C |
α1 |
-
G |
-
C |
ā1 |
| 1978 |
- |
- |
62.1 |
|
|
|
| 1979 |
7.6 |
14.6 |
64.3 |
|
|
|
| 1980 |
7.8 |
7.2 |
65.4 |
|
|
|
| 1981 |
5.2 |
8.6 |
67.5 |
|
|
|
| 1982 |
9.1 |
7.9 |
66.8 |
9.9 |
10.4 |
65.3 |
| 1983 |
10.9 |
8.9 |
66.2 |
|
|
|
| 1984 |
15.2 |
13.6 |
65.5 |
|
|
|
| 1985 |
13.5 |
12.5 |
65.7 |
|
|
|
| 1986 |
8.8 |
6.4 |
64.6 |
|
|
|
| 1987 |
11.6 |
6.2 |
63.2 |
|
|
|
| 1988 |
11.3 |
5.7 |
63.7 |
|
|
|
| 1989 |
4.1 |
-4.4 |
64.1 |
|
|
|
| 1990 |
3.8 |
4.4 |
62.0 |
9.9 |
7.1 |
62.3 |
| 1991 |
9.2 |
11.9 |
61.8 |
|
|
|
| 1992 |
14.2 |
14.0 |
61.7 |
|
|
|
| 1993 |
13.5 |
10.3 |
58.5 |
|
|
|
| 1994 |
12.6 |
8.7 |
57.8 |
|
|
|
| 1995 |
10.5 |
8.3 |
- |
|
|
|
附表－2:两个阶段中的收入弹性
|
1979
-- 1985 |
1986
-- 1995 |
|
C（%） |
e |
C（%） |
e |
| 粮食 |
3.70 |
0.44 |
0.30 |
0.00 |
| 食用植物油 |
17.90 |
2.13 |
3.40 |
0.40 |
| 猪肉 |
8.80 |
1.05 |
2.20 |
0.60 |
| 牛羊肉 |
8.30 |
1.00 |
6.40 |
0.60 |
| 家禽 |
19.80 |
2.36 |
9.80 |
1.20 |
| 鲜蛋 |
14.00 |
1.67 |
7.00 |
0.80 |
| 水产品 |
4.70 |
0.60 |
6.70 |
0.80 |
| 食糖 |
7.20 |
0.86 |
- |
- |
| 卷烟 |
10.10 |
1.20 |
2.10 |
0.30 |
| 酒 |
16.80 |
2.00 |
2.70 |
0.30 |
| 茶叶 |
11.50 |
1.37 |
3.80 |
0.50 |
| 各种布 |
5.30 |
0.63 |
- |
- |
| 呢绒 |
20.20 |
2.40 |
- |
- |
| 绸缎 |
17.20 |
2.05 |
- |
- |
附表－3:两个阶段中的收入弹性
| |
1979
-- 1985 |
1986
-- 1995 |
|
C（%） |
e |
C（%） |
e |
| 缝纫机 |
14.1 |
1.42 |
- |
- |
| 手表 |
23.7 |
2.39 |
- |
- |
| 自行车 |
21.2 |
2.13 |
- |
- |
| 收音机 |
8.9 |
0.89 |
- |
- |
|
照橡机 |
40.9 |
4.13 |
- |
- |
| 电风扇 |
62.1 |
6.27 |
5.0 |
0.50 |
| 洗衣机 |
242.0 |
24.44 |
4.5 |
0.45 |
| 电冰箱 |
95.7 |
9.67 |
12.8 |
1.29 |
| 黑白电视 |
63.0 |
6.36 |
- |
- |
| 彩电 |
171.0 |
17.27 |
9.9 |
2.00 |
| 录像机 |
78.2 |
7.90 |
45.0 |
4.54 |
| 录音机 |
107.0 |
10.80 |
4.8 |
0.48 |
附表－4:社会消费品零售量
|
1978 |
1984 |
1985 |
1988 |
1992 |
1995 |
|
棉布(亿米) |
63.7 |
63.5 |
71.3 |
82.3 |
77.6 |
|
|
化纤布(亿米) |
13.2 |
47.9 |
49.9 |
50.2 |
47.4 |
|
|
呢绒(万米) |
8097.9 |
26423.0 |
30640.0 |
31795.0 |
29313.6 |
|
| 绸缎(万米) |
26802.6 |
74799.0 |
89758.8 |
98199.8 |
76320.1 |
|
| 针织内衣裤(万件) |
69535.5 |
130814.4 |
143111.7 |
150000.0 |
89000.0 |
|
| 皮鞋(万双) |
10022.0 |
24079.7 |
26182.0 |
31491.2 |
45033.4 |
|
| 胶鞋(万双) |
33015.0 |
53307.2 |
60721.2 |
67659.0 |
64702.0 |
|
| 火柴(万件) |
1784.4 |
2685.5 |
2766.1 |
3336.6 |
2641.9 |
|
| 肥皂(万箱) |
3204.2 |
5836.2 |
5877.1 |
6613.0 |
4360.8 |
|
| 洗衣粉(万吨) |
25.0 |
75.4 |
89.5 |
129.3 |
113.5 |
|
| 保温瓶(万个) |
8169.2 |
13319.4 |
15283.9 |
15437.7 |
10891.6 |
|
| 毛线(万公斤) |
2740.6 |
7964.1 |
9638.0 |
15397.5 |
10080.0 |
|
| 缝纫机(万架) |
439.8 |
1083.3 |
1103.0 |
1014.7 |
501.2 |
|
| 手表(万只) |
1388.1 |
4923.0 |
6166.2 |
5831.8 |
4394.6 |
|
| 自行车(万辆) |
809.6 |
2867.6 |
3111.2 |
4137.5 |
3243.4 |
|
| 收音机(万部) |
1388.9 |
2827.8 |
2516.8 |
1518.6 |
1271.1 |
|
| 煤油(万吨) |
97.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