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有企业脱困的几点看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调查研究通讯》NO.99-4     1999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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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有企业脱困的几点看法
经济文化研究中心《国民经济研究组》

    近两年来，中央政府为了解决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脱困问题，采取了很多办法，例如，调整结构、下岗分流、限产压库，等等。就目前的情况看，这类措施已收到一定的效果，但与脱困目标相比，似还有较大差距。
实际上，使国有企业陷入困境的原因有很多，除了上述生产不适应市场的变化、库存过大、冗员较多等因素之外，还有一类非常重要的致困因素：即其税赋过重、资本金严重不足、银行利息等财务费用过高。这使之在与其他各类非国有企业进行竞争时，始终处于严重的不利地位。本文将对此稍事分析，力求找到一种解决这类问题的综合性办法。

基本情况

    下面的表1给出了三类经济单位各自的增加值占全国GDP的比重和税赋占全国税赋的比重（本文的税赋一词比各项税收的口径要宽，是指国家财政收入，但不包括各种债务收入）。其中，其他经济单位包括：农户（1995年），城乡个体和私营经济，港澳台和外资企业等，或称之为非公有经济单位。

                表1：三类经济单位的增加值和税收比例（％）

1978年 1995年 α78 α95

国有经济单位：

增加值 64.2 39.0 22.6 32.1

税赋 86.8

集体经济单位：

增加值 33.8 28.0 -21.1 -10.8

税赋 12.7 17.2

其他经济单位:

增加值 2.0 33.0 -1.5 -21.3

税赋 0.5 11.7

　

    在表1中，1978年的数据是这样得到的：三类经济单位各自的税赋比例来自［1］，当时国有经济单位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同年，集体经济单位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22.4％（其他77.6％皆为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所占比重见［1］），以此数乘以该年全国工业增加值占全国GDP的比重44.3％（见［2］），得数9.9％，即该年集体经济单位工业增加值占全国GDP的比重；1978年我国第一产业（当时主要由集体经营）增加值占总GDP的比重为28.1%，取其15％为国营农场和林场等单位的增加值所占比重，得数4.2％；28.1％－4.2％＋9.9％＝33.8％，如果设集体经济单位在其他产业中的增加值所占比重可以忽略，则其全部增加值占全国GDP的比重为33.8％。再设非公有经济单位的增加值占GDP的比例为2％。由100％－33.8％－2％＝64.2％，这就是1978年国有经济单位的增加值占总GDP的比例。
1995年的数据是这样得到的：三种类型经济单位的税赋比例见［2］。由［2］可知，该年国有经济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为34％，以此乘以同年全国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42.3％），得数为14.3％；同年，国有建筑业总产值占同行业比重为39.5％，以此乘以同年全国建筑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6.5％），得数为2.6%；同年国有商业在批发零售贸易商品销售总额中所占比例为65.8％，以此乘以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的增加植占GDP的比例（8.4％），得数为5.5％；以50％乘以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5.2％），得数为2.6％；以70％乘以其他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17.1％），得数为12％；以10％乘以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20.5％），得数为2％（做为国有农场；、林场等单位的增加值所占比重）。以上几项之和为39％，这就是全部国有经济单位增加值占总GDP的比例。
    运用上述同样方法可算出集体经济单位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为15.4％（＝36.6％×42.3％）；集体建筑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2.5％（＝20％×6.5％＋19％×6.5％，其中农村建筑队建筑业总产值占全国该业比重为39.2％，取其一半为集体性质）；集体商饮批发零售贸易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为2.2％（＝26.6％×8.4％）；以25％乘以交运仓邮电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得数为1.3％（＝25％×5.2％）；以20％乘以其他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得数3.4％（＝20％×17.1％）；以15％乘以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得数3.1％（＝15％×20.5％，以此作为集体单位第一产业的增加值所占比重）。以上各项之和为28.0％，这就是1995年全部集体单位增加值占总GDP的比例。
由100％－39％－28％＝33％，这就是其他经济单位增加值占全国GDP的比例。
初步分析
    由表1可见，国有经济单位的税赋比例与增加值比例的差额（α），由1978年的22.6％增至1995年的32.1％，集体经济单位的α值由1978年的－21.1％降至－10.8％，其他类型经济单位的α值由1978年的－1.5％增至－21.3％。
按照税赋平衡的一般观点来看，不同经济单位的税赋比例与其增加值比例之差额应该为零，即α值为0。以此为据，在1978年至1995年的17年间，国有经济单位相对税赋的超载状况明显加重（α>0时，即为相对税赋超载；反则，反之）；集体经济单位相对税赋的少载状况有所减轻；而其他经济单位相对税赋的少载状况明显加剧。
    如果令1995年三种经济单位的α值＝0，则该年国有单位多负担税赋2004亿元（同年国家财政总收入为6242亿元，不含债务收入，下同），集体单位少负担税赋674亿元，其他经济单位少负担税赋1330亿元。
    扩展一下看问题的角度，也许是有益的。1995年国有单位的增加值为22806亿元（＝39％×58478亿元，前者见表1，后者为当年GDP总值，下同），其税赋为4438亿元，后者占前者的比例为19.5％。集体单位的增加值为16374亿元，其税赋为1073亿元，后者占前者的比例为6.6％。其他经济单位的增加值为19298亿元，其税赋为730亿元，后者占前者的比例为3.8％。也就是说，国有单位的实际税赋比例是集体单位的3倍，是其他单位的5.1倍。三者的实际税赋比例为5.1:1.7:1（以其他单位的实际税赋比例为1）。
    如果后两类经济单位的实际税赋比例都达到国有单位的比例（19.5％），那么1995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将为19.5％，而不是现在的10.6％。如以19.5％为标准，则流失的财政收入为5205亿元；其中：集体单位流失2000多亿元，其他单位流失3000多亿元。这就说明了：近十多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连年下降的根源究竟何在。

           表2：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比例（％）

　

1978 1980 1985 1990 1995

国家预算内投资 62.2 44.7 16.0 8.7 3.0

国内贷款 1.7 11.7 20.1 19.6 20.5

利用外资 4.2 7.2 3.6 6.3 11.2

自筹投资 - - - 52.4 65.3

其他投资 31.9 36.5 60.3 13.1

1978 1980 1985 1990 1995
    现在我们转向考察国有经济单位的资本金不足和财务费用问题。由［2］、［3］可以得到上面的表2。
    由表2可见，在1985年前后，由于对国有企业实行了拨改贷的改革，国家预算内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例明显下降，比1978年降低了46.2个百分点，至1995年这一比例已降至3％（同期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也由1978年的31.2％降至1985年的22.4％和1995年的10.6％）。
    这种基本格局的变化，使得国有经济单位不得不在日益增高的程度上利用银行货款、自筹投资和其他投资。这种资金来源的成本很高，久而久之，致使国有单位的资本金严重不足，资产负债比例明显恶化，财务费用急剧上升。这些问题从下述数据不难看出：国有经济投资占全社会国家资产的比例（％）：1980年为81.9，1985年为66.1，1990年为65.6，1995年为54.4［2］、［4］；与表2的相应数据对比可知，国家预算内投资占国有经济投资的比例（％）：1980年为54.6％，1985年为24.2，1990年为13.3，1995年为5.5。也就是说，在1985年之后，国有经济投资项目的资本金比例大约仅在20％左右，到九十年代中期这一比例大概只有10％左右。
    根据我们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对国有大中型企业所做的一次调查，得到的认识基本上证实了上述分析。这些企业都反映了同一类问题：即由于资本金不足所致的资产负债比例明显恶化，还本付息等财务费用压得企业喘不过气来，无力进行技术改造和产品更新，以适应市场的需要。即企业目前常说的一句话：搞技术改造是找死（因为税后利润很少，不得不更多地借款），不搞技术改造是等死（原有产品销售不畅，被市场淘汰）。
    总之，相对沉重的税赋和过高的财务费用使得国有企业在近十三、四年几无喘息之机，再加上我国经济又进入了一个产业全面更新、跃迁的新阶段和经济全球性竞争的新格局，国有企业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是必然的。
    这里有一个或许不太恰当、但又十分形象的比喻：国有经济--这个共和国的长子，穿着紧身衣裤、束着双手双脚，登上了一个开放的擂台，和那些满台活蹦乱跳、拳脚收发自如的弟弟、妹妹及其他对手在打擂。其结局如何？不问可知：被动捱打，是不消说的了；能维持不倒，已实属不易，夫复何求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一个结论：目前国有企业陷入困境的原因，除了众所周知的体制等因素外，其内外部经营环境不利也是重要的成因。因此，要使其更有效地从根本上摆脱困境，必须尽快改善其经营环境，这是不容忽视的一项重要工作。
几点建议
    鉴于上述情况，为使国有企业更好地解困、恢复生机，以为国家和民族经济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认为除了继续贯彻、落实党和政府已经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外，还应采取如下措施，其主旨是为国有企业提供一个休养生息、公平竞争的机会和环境。
    其一，使国有经济的平均税赋由1995年的20％左右（见前文），降至15％左右。用降下来的税赋去充实其资本金，归还银行借款等。
    根据1995年的数据，国有企业税赋降低1/4，其值约为1100亿元，占当年国有经济投资总额的10％以上。如果这样的政策能连续实施七至十年，便可以基本上解决前述问题。例如1996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净值为35000亿元［2］，按上述办法，可使国有企业资本金比例在几年之后提高20个百分点以上，使其资产负债比例从目前的80％左右降至60％以下，每年可减少数百亿元的还本付息费用，增加其税后利润和自我更新改造的能力。
    这样做还可得到另外一种效果：即同时减少了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和坏帐的数量及比例，为从容治理高额的银行不良资产和呆坏帐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可见其不失为一种综合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办法。
    其二，为了不使已很紧张的国家财政收入由于上述措施而减少，可将集体经济单位和其他经济单位的税赋比例，由1995年的6.6％和3.8％分别上调至12％和10％。
    这样可分别增加国家财政收入878亿元和1200亿元，其总额为2078亿元。与国有单位降税两相抵补后，国家财政可多收1000多亿元。
    如能实现上述调整，以1995年的有关数字为据，则三类经济单位的税赋与增加值所占比例及差值将如下表。

               表3：三类经济单位的增加值、税赋比例（％）

国有经济单位

集体经济单位

其他经济单位

增加值税赋增加值税赋增加值税赋

39.0 46.7 28.0 26.9 33.0 36.4

7.7 -1.1 -6.6

    很明显，经过调整之后，三类经济单位的税赋不平衡状况得到极其明显的改观。另外，国家财政收入也由原来的6242亿元增至调整后的7316亿元，国家财政收入占同年GDP的比例，也由原来的10.6％提高到调整后的12.5％。
    其三，为了实现上述第二条，必须改变我国现行的某些税收征管办法，特别是基层的税收专管员制度。
    这种制度使得国家税法缺少严肃性，特别是对那些大量的非国有单位及不易征收的分散税源，往往变成了税管员一人说了算（或征税与被征税双方可以讨价还价）、弹性极大的包税制。这是国家税源大量流失和行贿受贿、滋生腐败、吏治不清的重要根源之一。
    总之，平心而论，非国有经济单位经过二十年来的宽松发展，其在GDP总额中已占60％以上，特别是非公有经济单位已三分天下有其一。这些经济单位的经济实力已足够强壮，他们完全应该、而且有足够的能力挑起更重的担子。税收重心向这类经济单位转移，实乃自然之理、天公地道。继续让国有经济以不足40％的实力，承担70％左右的税赋，于情、于理都说不通，也有违市场经济中税赋公平的一般原则。
    “放水养鱼”，也该轮到国有经济单位了。应该让共和国的长子歇歇脚、喘口气、减减负担、松开手脚，轻装上阵，以利再战。
引文和注释
［1］ 1992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
［2］ 1998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
［3］ 1995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
［4］ 1996年《中国统计年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