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调查研究通讯》No.2000-10
2000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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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高原的复兴
水源调配与国土整治课题组
两大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位于我国北方的草原带和农牧交错带。这里曾经孕育出我国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是绵延数千年不朽的中华文化的摇篮地之一。黄帝陵、长安－咸阳等古城以及到处可见的大量古迹遗址便是历史的见证。文武、秦皇、汉武、唐宗、一代天骄都是在这片土地上产生的，我国古代社会的汉唐盛世也发祥和鼎盛于此。
有宋以后，我国经济重心逐渐东移、南下，加之长期战乱和过度垦殖，两大高原风光不再。
当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时，世界形势波谲云诡，“战国”格局若隐若现，西部大开发为我国重要应对之措。而两大高原，为我国西部之龙头，东中西三大地带之腹心；面临着重新振兴的重大历史机遇。潜龙勿用多时矣，飞龙在天此其时。
一、概况与现状
（一）土地、人口和经济
在西北六省区（蒙、陕、甘、宁、青、新）中，如大致以贺兰山为界，其西面为西北干旱区，东面为西北半干旱区。后一区域包括陕、宁全部、甘肃一部（河西走廊以外的部分）、内蒙大部（不含阿拉善盟），总面积约130万平方公里，约占西北6省区的31％，西部12省区市的12％，全国陆地总面积的13.5％。显见，黄土高原的大部和内蒙古高原的全部都在这一区域里，它们构成了西北干旱区的主体。故而在本文中，我们有时也将西北半干旱区称为两大高原。
1998年该区人口约为8000万人［1］，占西北六省区的71%，占西部12省区市的22.5%，占全国的6.4%；耕地约1.7亿亩［2］，约占全国的12%，草场面积约10亿亩。
1998年西北半干旱区的GDP总值约为3266亿元［3］，占西北六省区的65.2%，占西部12省区的22.3%，占全国的4.1%。其中第一产业779亿元，第二产业1354亿元，第三产业1133亿元，第一、二、三产业的比值为23.9%，41.5%，34.6%；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约为20%。同年，该区人均GDP为4083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5%。
（二）资源与环境
西北半干旱区能源、矿产资源丰富，在其境内的黄河上、中游水电共可装机1000万千瓦左右；特别是煤、气资源极其丰富，其中陕西神木、府谷的煤炭探明储量达2000亿吨，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煤炭的概查储量约18000亿吨；陕北靖边、定边一带的天然气远景预测储量可达1万亿立米。
据有关方面估计，若将全国48种主要矿产储量折算成“潜在价值”，则全部黄土高原地区（包括了山西全境、青海省东北部14个市县、河南省西北部18个县市）主要矿产资源的潜在价值占全国总值的48.8%［4］。
西北半干旱区水资源总量约1100亿方［5］，1998年人均1375方，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1.3%。
在西北半干旱区的两大高原上，从东向西排列着：科尔沁沙地、呼伦贝尔沙地、浑善达克沙地、毛鸟素沙地和库布齐沙漠，总面积达13.5万平方公里。这里风沙肆虐，给当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极大的困难；同时，这些沙地和沙漠还是我国北方、特别是华北地区的扬沙天气和沙尘暴的主要来源地。
黄土高原的陕晋峡谷是黄河流域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区域。自黄河中游的起始处河口镇（位于内蒙古托克托县）至龙门区间，流域面积占黄河流域总面积的15%，年平均来水量占全河总水量的15%，年平均来沙量占黄河泥沙总量16亿吨（多年平均）的56%，近9亿吨。在黄河各支流中，年来沙量在1亿吨以上的支流有4条（全部位于陕西省境内）：泾河年均来沙量2.2亿吨，无定河年均来沙量2.12亿吨，渭河咸阳以上年均来沙量1.86亿吨，窟野河年均来沙量1.36亿吨，这四条支流来沙量总计7.54亿吨，占全河总沙量的47.1%。其中无定河和窟野河位于榆林地区。在进入黄河下游的泥沙中，粗泥沙（直径＞0.05cm）为3.64亿吨，约占总沙量的20%，但其淤积量约为下游河道淤积总量的50%；这些粗粒泥沙主要来自两个区域：第一区为黄甫川、孤山川、窟野河、秃尾河；第二区为无定河中下游及广义的白于山河源区［6］；这两区大部位于榆林地区及延安市。
二、榜样的启示：三把尖刀
两大高原位于我国的北方草原带和农牧交错带，是我国经济落后的地方，其主要问题是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由此引起了水土流失、风沙侵蚀。这种破坏是近两千年来，过垦过伐所造成的。
在历史上，每当这里的农牧界线发生南迁或北移，都对当地沙漠南侵与水土流失产生深刻的影响，并间接影响黄河下游的安危。从战国到秦汉，经过多次移民垦殖，原来完好的草原和森林被栽培作物所代替，农牧界线一度移至阴山以此，但因开垦而加强了土壤侵蚀，并造成黄河下游水患频繁；而开垦出的耕地最终也因强盛的风沙而被抛弃。东汉永和五年（公元140年）以后，移民屯垦停止，农牧界线随之南移，恢复了战国后期的情况，入黄泥沙减少，黄河下游亦长期安流。安史之乱之后，农牧界线又迅速北移到河套以北，大片草原又变为农田，又一次加剧了水土侵蚀，黄河下游灾害增多。五代、两宋至元、明时期、农牧界线一直游移于陕北和内蒙古之间，直至清乾隆之后，农田植被更逐渐推移到阴山以此，这时整个草原几乎全被栽培植被所取代，水土流失非常严重，陕北风沙加剧，黄河下游水患频繁［7］。
历史的经验表明，大量草地被开垦、森林被砍伐，是草原带和农牧交错带土地沙漠化和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解放以来，在两大高原上，广大群众一直不屈不挠地与风沙和水土流失在抗争，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有以下三个典型。
（一）东有赤峰
赤峰市位于内蒙东部、全市共12个旗县区，总土地面积9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450万。全市荒漠土地总面积达3638万亩，占全市总土地面积1.35亿亩的27%。这主要由两部份构成：东部沙地属于科尔沁沙地，主要分布在老哈河、西拉木伦可流域，面积2438万亩；西部沙地系浑善达克沙地的一部份，面积约1075万亩。科尔沁沙地与浑善达克沙地断续相连，构成由西向东贯穿赤峰中部的一条沙化带，风沙活动剧烈，是本地区荒漠化灾害的中心，也是华北沙尘暴的风沙来源地之一。这两块沙地的流动沙地比较少，有433万亩，占11.9%；半固定沙地1000万亩，占27.5%；固定沙地2205万亩，占60.6%。
现有沙地分布在全市12个旗县区的148个乡镇（苏木），其中牧区苏木40个，占全市乡镇（苏木）的一半以上，区域内总人口160多万人。全市直接受沙漠化危害的农田面积646万亩，约占全市农田总面积的一半；其中受害严重已经沙化的面积64万亩。全市草牧场受害面积3810万亩，占全部草牧场的56%；已经发生沙化的草牧场面积1085万亩。沙区县以上公路875公里，严重受害区段280公里。沙区内河流段长度1100公里，受害严重区段300公里。沙区渠道800公里，受害严重区段300公里（以上数据至70年代末期）。
据翁牛特、敖汉等四旗1958年至1988年调查资料统计，三十年间流沙埋没公路231公里，房屋近4000间，农田近3万亩，草场578万亩。全市粮食产量低而不稳，年产量不足50万吨，平均亩产不超过百斤。畜牧业发展缓慢，年牲畜存栏仅125万头。全市林草植被破坏严重，加剧了土地沙漠化；至解放初期，全市有林面积仅682万亩，森林复盖率不足5%。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赤峰市的防沙治沙工作在管理、形式、战略、技术、种类和规模等方面采取六结合，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三北防护林一期和二期工程、累计实际完成造林保存面积1635万亩。到1998年底，全市累计完成沙地综合治理2323万亩，还有1313万亩未治理。1997年底，全市森林面积已达2942万亩，森林复被率由解放初期的不足5%提高到21.2%。与60年代相比，无霜期延长5.3天，八级以上大风天数和沙尘暴天数分别下降了40%和65%；年水土流失量由1.1亿吨下降至5000万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敖汉旗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原是赤峰市沙化面积最大、风沙危害最严重的地区；该旗从70年代中期以来，每年以20多万亩的速度开展治沙造林，有林面积已从解放初期的16万亩增至目前的470万亩，森林复被率由1.3%提高到37.1%；原有的259亩沙地已有200万亩得到有效治理。该旗已成为全国治沙造林先进单位。
在治理的经济效果方面，黄羊洼经济生态工程和牧户唐八十治沙颇具代表性。该工程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总面积约45万亩，年均降雨量仅350毫米。在治理前，这里几乎寸草不生；一般年景下，老百姓一年播种几次，庄稼都长不起来，苗子全都被沙子打死了；只有好年景时，种一季晚秋作物，一亩地能收几十斤。后来，经过三年（1989――1991年）治理，形成了折合面积60000亩的农田防护林网，固住了沙子；在林网中种植玉米、高粱，亩产300――400斤，种植沙打旺和苜蓿等优质牧草，亩产鲜草2000――3000斤，一亩地可承载一只羊。又如，牧民唐八十，一户用三年时间治理了具有十米高流动沙丘的沙地1800亩，造林固沙，种草养畜；每年林果收入上万元，养羊700――800只（大牲畜按一头折五只羊），平均2亩多地承载一只羊。
也就是说，原来几乎不具生产力、甚至是负生产力的沙地经过有效治理后，土地的第一性生产力提高了10倍以上（有关赤峰的资料参见［8］）
（二）西有榆林
榆林地区位于陕西省最北部，土地面积约4.4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330万人，其中农业人口280万，年平均降雨400mm。该市北部为风沙滩区，占全市总面积的42%；南部为黄土丘陵区，占全市总面积的58%。
据史料记载，秦汉时期榆林曾是“沃野千里，仓稼殷实，水草丰美，群羊塞道”的农牧业区。后因历代战乱和人口激增引起乱垦滥伐，使自然植被遭到严重破坏，风蚀沙化，水土流失加剧。在解放前的100多年时间里，流沙越过古长城南侵50多公里，吞没农田210万亩，压埋了6个城镇和400多个村庄，致使古城榆林市如同沙海中的孤岛。水土流失面积扩大到3.7万平方公里，占到全区总面积的84%；年输入黄河泥沙5.5亿吨，占黄河多年平均泥沙量16亿吨的1/3。
饱受风沙和水土流失之苦的榆林人民几十年来坚持北治沙、南治土、全区齐治水，不仅使恶化的生态环境逐步改善，创造了“人进沙退”的奇迹，也给当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增长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基础。近十年来，全区狠抓基本农田建设，在提高耕地质量和产出水平的同时，大力压缩粮食种值面积，已累计压缩坡耕地近300万亩，初步改变了广种薄收的农作方式，为退耕还林还草创造了条件。全区粮食产量10年跨上15亿斤和25亿斤两大台阶，农民人均占有粮食稳定在400公斤左右，人均纯收入稳定在千元以上，大多数农民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到1998年底，全区林木保存面积达到近2000万亩；林木覆盖率由50年前的1.8%提高到30.5%，沙区860万亩流沙中已有600万亩被固定和半固定，有10多万户、60多万人在流沙中重建家园；沙漠化趋势开始逆转。全区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万多平方公里，重点治理区基本做到土不下山，水不出沟，年输入黄河泥沙由50年代的5.5亿吨减少到2.9亿吨，减少了47.3%；其中无定河输入黄河的泥沙量由2.5亿吨减少至0.9亿吨，减少了64%。
在北部风沙区，通过大规模的防风固沙，改良土壤，引水拉沙淤地，营造防风林网和大面积飞播造林种草，已初步形成“林灌固沙――固沙培地――培地种粮”的林灌农牧复合经营生态农业经济模式，形成一种把多年生木本植物与种植业、养殖业有机结合起来的土地利用系统。在南部黄土高原丘陵区，则大力推动小流域全方位综合治理；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已基本实现坡耕地梯田化，沟道坝地化，把土地资源开发利用与农林牧生产相结合，形成了“农业增产――林牧业增值――水保增效”的镶嵌式的农业生态经济模式。
在榆林地区的榆林市，近几年实施了以“封沙育草，农田种草，利用桔杆，舍饲养羊”为内容的“四位一体、配套联动”的发展战略。经过两年多的稳步实施，已收到明显效果。全市连续几年，坚持每年种草25万亩以上，并拿出一部分农耕地（包括好水地）种植高产优质牧草。1998年风沙草滩区种草28万亩，农田种草9万亩，水浇地种植优质高产牧草3.5万亩。该市从1997年开始推广秸杆青贮、氨化、微贮等秸杆处理技术。1998年在华能集团的支持下，培植起以秸杠青贮、氨化为主的两个舍饲养羊示范乡、37个示范材、4000个养羊示范户，每户建青贮、氨化池1座，10户配备铡草机1台，冬喂青贮草，春喂氨化草，夏秋喂鲜草，出栏前补饲精料。目前，平均每个示范户处理以玉米为主的秸杆3750公斤，平均养羊近14只，人均3.3只。1998年整个风沙区14个乡镇养羊总量达44.3万只，人均3只，羊肉产量达3097吨，分别较3年前增长了110%、98%和236%。
榆林市在改革饲养方式之后，舍饲养羊户的经营规模迅速扩大。顺应这种趋势，榆林风沙区已有3个乡镇建起了带有龙头性质的羊产业服务中心和公司，1个镇建起了小型肉联厂。榆林市食品公司把主营产品由猪肉调整为羊肉，主动与农材联系，建立了稳定的购销关系。该公司过去担心本地肉羊货源不足，不敢同外地签订大宗销货合同；1999年当他们看到农户养羊规模日渐扩大时，便大胆地同鄂、豫、沪等地签订了1370吨肉羊销货协议，仅此一个渠道，大约可售出全市羊只出栏量的一半。销售刺激了生产，反过来，又对生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关榆林的资料参见［9］［10］［11］）。
（三）中有乌盟
乌兰察布盟位于内蒙古中部，面积约8万平方公里，人口300多万，年均降水不足300mm。乌盟过去曾因毁林开荒、垦草种粮，成为内蒙古生态环境恶劣、最贫困的地区，水土流失、风蚀沙化面积占到全盟的90%。1994年，乌盟人均耕地12亩以上，但仍解决不了温饱问题，全盟有近70万人处在温饱线以下，占自治区总贫困人口的1/3。
该盟不要国家一分钱、一斤粮，从1995年起实行“进一退二还三”的战略，即每建成一亩高标准农田，就退下两亩风蚀沙化耕地，种树种草养畜。到1999年底已退出一半耕地，达1200万亩，种树种草1200万亩。退耕还草还林还牧，使全盟贫困人口稳定解决了温饱问题，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
乌盟十年九旱，年年发生春旱。在1995年以前，以种植劣质红皮小麦、莜麦为主，产量低，抗灾能力弱。根据土地和气候特点，这里适宜种植耐旱高产晚秋作物土豆和玉米。从市场需求出发，土豆价格年年增长，玉米可通过养殖业就地转化。乌盟一面退耕，一面加大种植结构调整力度，把确保农民人均种2亩土豆、一亩玉米作为解决口粮的根本措施。1999年，土豆由退耕前的150万亩增至500万亩，旱地复膜玉米达到260万亩，红皮小麦则由1400万亩降至100万亩。结果，土豆的亩效益是红皮小麦的5至6倍，玉米亩产量是红皮小麦的5倍。
乌盟用切实的保障措施使退耕永久化，对于退耕还林还草作了科学规划：从1995年起每年退耕200万亩，到2003年退出1600万亩。结合土地二轮承包，对退耕区一次性划定，列入农户承包合同，分年实施。严重风蚀沙化地、砾石地、盐碱地和15度以上的坡梁地，一律列入退耕区；集中连片，统一退耕，分区还草还林。风沙区退耕地以种植柠条、羊柴为主的灌木半灌木和沙打旺为主的多年生牧草，建成窄林带、宽草带的林草相间的灌丛草场；荒山荒坡种植柠条及枸杞、沙棘、山杏等经济林。
乌盟在退耕中没有把“绿起来”作为目的，而是一开始就明确地把退耕定位在“还牧”上，让退耕的效益最终体现在畜牧业的发展上。退耕还草使乌盟第一次实现人均5亩粮田、5亩草，畜牧业在此基础上得到了快速发展。退耕前，乌盟牲畜总头数760万只（头），2000年已达到1206万只（头），增长了58%。每年畜牧业转化玉米秸杆和马铃薯茎杆11亿公斤，消化干草16亿公斤。乌盟还把塑料暖棚舍饲育肥当作畜牧业发展的一项战略措施来抓，全盟育肥羊由1994年前的10万只扩大到1999年的180万只，育肥牛由1万头扩大到10万头。农民来自于畜牧业的收入由过去的15%提高到45%以上。如化德县朝阳乡的养羊大户杨志，全家4口人，过去种46亩地，没养一只牲畜，日子贫苦；1995年以来，他共退下24亩耕地种草养畜，现在有十几头猪和190多只羊，年收入超过2万元。
退耕还草还林推动了乌盟农村经济结构由以往的以粮为主，以农为主转向了以牧为主，使农民尝到了退耕的甜头。1999年全盟原计划退耕200万亩，结果一下子退出了400万亩。
退耕5年来，全盟林草复被率到达40%，比1994年提高10个百分点；近五年粮食平均产量11亿公斤，是过去47年平均年产量6.5亿公斤的1.7倍；1999年乌盟遭受60年的罕见旱灾，粮食产量仍达10.5亿公斤，比1994年增长60%；农牧民人均纯收入1999年达到1838元，比1994年增长上千元，其中60%以上来自退耕还林还草和发展畜牧业。过去逃离家乡的生态难民，如今已有近万人重返故土。
随着专业化种植的发展，全盟因商品流通的扩张而形成了一支24万人的流通大军，光贩运土豆的就有5万多人，大小车辆5万多辆，加工点1万多户；第三产业也在这块曾是贫瘠的土地上出现了。随着畜牧业的发展，盟里引来了“双汇”等大的加工企业和北京东来顺等大的客户，带动了一批加工点。牛羊屠宰加工能力由过去的20万头扩大到400万头，农畜产品加工增加值已占全部加工业的一半以上，皮、毛、骨、肠等相关产业也逐步兴起，新的加工业也发展起来（有关乌盟的资料参见［12］、［13］、［14］、［15］）。
（四）国土整治大有可为
这三个地区总面积约20多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1000多万人；年均降水量300mm至400mm，地处我国北方的农牧交错带和草原带，在我国的半干旱地区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在如此大的范围里，三个地市不仅发展了经济，而且实现了有效的水土整治，提高了国土资源的第一性生产力，逆转了土地沙化和水土流失不断加剧的被动局面。由此我们可得到如下启示。
第一，我国北方的国土整治极富潜力、大有希望。这三个地市的经验表明：在我国北方的半干旱区，年均降水量300毫米左右（可下延至250毫米左右），只要方法得当，就可使整个国土资源的价值和生产力成倍、成十倍乃至更多倍地增长。
第二，解放以来的50年间，特别是三北防护林体系兴建以来的20多年，处于上述地区的广大群众、基层干部、技术人员和专家学者，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艰辛探索，已经找到了一整套成熟的行之有效的抗旱造林种草系列技术。即从技术准备和技术基础的角度说，对北方半干旱区进行成片大规模治理的条件，已经成熟。
第三，目前我国尚处于城市化进程加速的初始阶段，农业生产也面临着强烈的需求制约；因此，广大农村拥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及未充分就业潜力。只要通过适当的方式将其有效地组织起来，那么，农村廉价的、几乎供给无限的人力资产就可以在上述成熟技术系列的支持下，转化成丰厚的高质量的永久性物质资产；而农村劳动力通过“干中学”的机制可以不断提升自身的生产技能和潜质。
第四，在赤峰、榆林、乌盟以及其他地区几十年植树、种草、抗旱、治沙的过程中，产生了诸多的组织形式――组织资源；这为国土整治过程中各类资源（自然、技术、人力、物质、……）的有效聚集，提供了基本的整合机制。
可以说，国土整治，大有可为，大干快上，此其时也。
三、立草为业：一石四鸟
从生产、生活和生态这三个系统的关系看，我国西北半干旱区以粮为主的耕作模式必须改变。由于降水和地形的限制，以及人口激增，陡坡开荒和毁草开荒、广种薄收，致使生产、生活和生态三系之间呈现出日益紧张的竞争状态；而在长时期里，生态子系统的破坏最终也将影响到生产和生活子系统。所谓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的恶性循环局面，形象地刻划了这三个子系统间一损俱损的关系。
随着以牧为主的农业大变局和城乡关系大转换的来临，在我国西北半干旱区立草为业的时机已经成熟。以此为契机，在两大高原上，展现出了使上述三个子系统由相互恶性竞争转变为良性耦合扩张关系的广阔前景，所谓立草为业，一荣俱荣。下面，我们对此略做讨论。
（一）草灌林雨养系统
在我国的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上，年均降雨量约300mm至400mm。其中黄土高原属于农牧交错带，而内蒙高原则属草原带。在上述降水条件的限制下，这两大高原只能以草灌为主，而不能以林木为主。
据中科院水土保持研究所的观测资料，在降雨量340mm的情况下，每公顷的泥沙中涮量：林地60公斤，草地93公斤，农地3570公斤，农闲地6750公斤［16］。由中科院测定的数据表明：种草坡地在大雨状态下可减少地面径流47%，减少泥沙冲刷量近80%，保持水土的能力比农田大几十倍［17］。这说明，草地在涵养水源和保持水土方面，与林地相差不大，而远高于农田和农闲地。
以两大高原为主体的西北半干旱区总面积约为130万平方公里，以平均降水量350mm计，则降水总量为4550亿方，亩均233方。在这样的条件下，每亩可产鲜草1500至2000斤（不施肥）。如此，水资源利用就可扩展到土壤水这一更大的层面，比地表径流水资源口径扩大了一倍以上。
从自然的角度看问题，在以两大高原为主体的西北半旱区，多年生的草灌林作物体系的全元水效率最高，有效干物质产量最大。因为与单一的、一年生粮食作物相比，上述雨养系统可以充分利用全年降水，避开了我国北方降水年内、年际分布很不均衡对一年生粮食作物生长的制约，特别是春旱的限制，因而无需灌溉。这种多年生的、混交草灌林雨养系统，具有很强的水源涵养功能，一昼夜降水100mm，基本上可做到土不下山，水不出川。另外，牧草的还原率高，有利于养地、逐渐培肥地力。总之，这种雨养系统可使三跑地（跑水、跑土、跑肥）变为三保地（保水、保土、保肥）和“三宝地”。
如果我们在西北半干旱区50%的面积上（基余20%至30%种乔木），种上或封育牧草或灌丛饲料；以每亩年产鲜草1500斤，每只羊出栏毛重50公斤，净重20公斤（需鲜草2000斤），则西北半干旱区6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每年可产羊肉约146亿公斤。如每斤羊肉以5元出售，则总价值约1460亿元；这还未计入毛、皮、内脏等价值。可见，在西北半干旱区，草、灌、林雨养系统，不仅具有很强的生态防护效能，可以大幅度地降低风沙侵蚀、水土流失和入黄泥沙量，还是能提供极高经济价值的生产系统。
在前面的描述中，我们已经看到：黄河16亿吨泥沙中，约有8亿吨来自于榆林和延安两区；在黄河下游河道沉积的泥沙中，约有50%是粗沙（在黄河16亿吨泥沙中，粗沙所占比例仅占20%），而其大部份也来自于上述两市。对我国北方，特别京津地区和华北地区，风沙危害最严重的来源地是内蒙古高原。这两大高原正是我国西北半干旱区的主体。
通过发展草灌产业，我们可使黄河河口镇至龙门段的泥沙减少60%以上，（这段几百公里的河段入黄泥沙占黄河泥沙总量的近60%），即减沙近6亿吨。这样黄河下游河道新的淤积问题就可基本解决。如通过兴建大柳树或黑山峡水库，充分利用这一水库与其它水库（如龙羊峡、刘家峡）联合运用调水调沙，还可逐步解决黄河下游河道已有的淤积问题［18］。
（二）封山禁牧 种草舍饲
就黄土高原的治理而言，目前标准的做法是：进行基本农田建设、修筑梯田、坝地，乃至机修宽幅梯田。通常每平方公里的治理费用约50万元。这种方法适用于多沙、粗沙集中产区，如榆林地区的窟野河、秃尾河、黄甫川、孤山川。全部黄土高原（含山西、豫西）的水土流失面积约45万平方公里，沿河口至龙门段的重点治理面积亦达10万平方公里，如按上述标准计，则全部治满45万平方公里，总投资约2300亿元；重点治理10万平方公里也约500亿元；投资量过大，特别是机会成本过高。
因为一、两千亿元的投资可以建设吸纳500万至1000万人的城市，而未来在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居住的农业人口可能仅为现有人口的一半以下（目前为4800万人）。考虑到城乡关系的大转换，黄土丘陵沟？区的人口大部份将逐步进入沿黄城市带；为此，应寻找更为经济的治理办法。
这个办法就是以封山为主、结合种植乔灌草来增加植被复盖度，以此做为大面积治理的主要办法。在这方面已有很多成功的范例。
在黄土高原种了20年草的中科院水保所副研究员梁一民，在陕北安塞县纸房沟、宁夏固原云雾山地区已经做了17年的封山育林育草的试验，试验面积共有16平方公里。从目前情况看，试验十分成功，草和灌木全都自然长起来了，每平方公里15年共投资仅2万元。他认为，黄土高原大部份地区年均降雨量在300mm以上，只要把山封起来，人不要耕，羊不要啃，15年之内就能自然恢复绿色植被。如果能增加一些人工措施，植被恢复得会更快。在黄土高原上，农民人均土地多数在十几亩，传统习惯上是广种薄收，只要人均精种1亩果园、1亩基本农田，就能实现“山绿、水清、人富”的目标［19］。
延安市吴旗县的经验在更大的范围内证明了这一点。吴旗为典型的黄土丘陵沟壑地貌、长期过度垦荒和羊群满山散牧，导致植被退化、土壤沙化。解放以来，全县累计造林450万亩，保存下来的只有115万亩。1995年吴旗县委、县政府根据该县新寨乡杨庙台村的经验，先行试点，然后在全县范围内进行封山禁牧，舍饲养羊。到1998年，全县14个乡镇全部实施了封山禁牧，27万只土种山养被彻底请出了山林。
从1998年春季至2000年春季，在两年时间里，吴旗县通过封山禁牧、退耕种草、舍饲喂养小尾寒羊，从根本上解决了林牧矛盾。近两年造林种草170多万亩，被国家确定为生态农业建设试点示范县。如今的吴旗县，山清水秀羊多民富。至2000年5月，全县小尾寒羊已发展到4万只，年底可突破10万只。过去是林牧业相互制约，羊多了，林草就少了；现在是羊多了，林草也多了。仅1999年秋冬，全县一次性退耕150万多万亩。
过去因为羊子经常上山啃食树苗。严重挫伤了群众植树造林的积极性。自从实行封山禁牧以后，群众植树造林积极性空前高涨。1998年延安市下达吴旗县的造林任务10万亩，而实际查实造林面积竟超过30万亩。没有了羊群的黄土高原，开始有树木在生长，植被恢复明显加快。1999年7月13日，吴旗县经历了一场6小时内115mm的强降雨过程，结果大水没有上公路。而在1994年8月，同等程度的一场降雨，却水淹县城，造成损失1亿多元。这说明刚刚恢复的植被已经开始发挥作用。过去黄色的荒山荒坡，如今已变成墨绿的草山草坡，再也看不到往常像蜘蛛网一样的羊肠小道。
该县还专门建起了一个种羊场，较好地解决了“良种繁育、教学培训、试验示范、宣传促销”等群众急迫解决的问题。县上还按照产业化发展的需要，通过市场考察论证，引进了国内先进的肉食品加工设备，建成了1000吨羊肉系列熟食加工厂，并新建了一座大型冷库，架起了养羊户与国内外大市场接轨的通道。洛源乡农民韩孝荣，过去在县城做生意，1998年买回10多只种羊，第二年就繁育到60多只，收入近3万元；他不但把自家的50多亩荒山都种了草，还租种了别人的10亩地种草。
吴旗县委、县政府一班人，根据这两年封山禁牧、种草舍饲的经验，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决定从1999年秋季开始，全县除保留约2万公顷耕地外，其余约150万亩耕地一步退耕到位。全县准备通过几年的大面积治理，使全县农民人均2亩基本农田全部实行节灌；人均达到10亩杏（其中2.5亩仁用杏），10亩草，8只羊，存栏1.5只适繁母羊；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度达到92%，林草复被率达到88.3%，其中森林复盖率达到70.7%，人均纯收入达到5000元（有关吴旗的资料参见［20］）。
（三）羔羊育肥 加工增值
立草为业、发展草产业只是第一步，因为这只是提高了国土资源的第一性生产力；为了获得更高的附加经济价值，还要在此基础上发展畜牧业和加工业。否则，草业将立不住和巩固不了。这里面就引出了一个畜牧业和加工业如何发展的问题。
在传统的牧业生产方式中，要发展就要多放牧，一旦超过某一临界点，多放牧就会破坏草原生态，降低草场的生产力，最终导致牧业的发展受阻。对此，简单地以草定畜是一种消极平衡的办法。能不能找到一种更为积极的办法，在最大限度地提高国土资源第一性生产力－产草量－的基础上，又获取到最高的第二性生产力－畜产品产量？这就要改变传统的畜牧业生产方式。
在这一点上，内蒙古草原兴发集团公司走在了前面。他们在探索中找到好的生产项目－“羔羊育肥”。这是将羔羊在草原上放牧四个月左右，然后由基地收购到指定地点进行棚圈舍饲，用人工牧草育肥，减少羊只在草原上的吃草时间。与传统放牧方式相比，羔羊育肥生产方式的效果十分显著。
首先，这大大缩短了生产周期，6个月至12个月即可出栏。其次，由于生长期缩短，相应减少了食草量；羊长1公斤肉需吃19公斤草，50公斤左右可以出栏，且可一年多季均衡出栏。羔羊肉质鲜嫩，口感好，易消化，营养高。而在传统的生产方式上，一只普通的羊，生长期需要2至3年，出栏率低，且在秋冬季集中出栏，难以实现优质羊肉的真正价值（羊多肉贱），羊长1公斤肉需要吃49公斤草，出栏毛重仍为50公斤左右。
尽管“羔羊育肥”有着非常可观的效益，但实行起来并容易。第一，需要政府的支持。由于当地政府认为这是一条既能发展畜牧业，又能保持草原生态平衡的新路子；他们为此专门组织力量加以总结和推广。其次，需要龙头企业自身的投资和准备。尽管政府给予全力支持，但其缺少资金；于是兴发集团建立了龙头企业模式，加大了人财物的投入。从1998年开始运作，集团在内蒙东部四个大草原投资3至5亿元，搞“羔羊育肥”基础设施建设，采取买断、租赁、并购等方式建立了21家肉羊屠宰加工企业，一个企业就是一个基地，它的责任是用科学的方法培养、扶持牧民转变观念，发展现代畜牧业。第三，企业龙头用契约方式与牧民组成一种特殊关系，具体作法有：（1）企业为牧民提供预付资金，每只羔羊60元，作为羔羊的饲料费、退耕还草，及草库伦建设费；（2）提供跟踪技术服务，帮助牧民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难题；（3）提供市场服务，让牧民可以不经中间环节，把活羔羊卖给最终用户，最大限度地实现牧民的产品价值，企业在收购羔羊肉价格上比普通羊肉价格约高0.1至0.2元，仅此三项企业投放资金就达1300多万元。
事实证明，兴发的这种方式比通过限制牧畜头数来保护草原生产力的办法更胜一筹。2000年，草原兴发集团“羔羊育肥”已初见成效，完成产量10万只，下一年将取得更大收益。兴发集团通过“公司+基地+牧户”的牧业产业化模式，使牧民与企业形成经济和生态利益共同体，用产业链作纽带，将千家万户牧民与企业发展战略连在一起。兴发集团与当地政府紧密合作，建立了涉及5盟2市4.5亿亩草原的羔羊育肥和草原建设项目区，与3万牧户签订了羔羊育肥和人工种草契约建立了稳定的经济联系；开发出80多个品种的羔羊肉精深加工产品，形成年饲养加工300万只肉羊，加工5万吨羔羊肉产品的生产能力。
在草原兴发集团项目区，新的牧业生产方式已显示出良好的效益；仅发展“羔羊育肥”和“人工牧草”，就为草原畜牧业创造出比原来高出几倍的效益。牧民的羊群小了，但出栏率高了，收入增加了；1999年，牧民在生态建设投入加大的前提下，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增加了226元。“龙头”自身也迅猛发展；1999年，兴发集团实现销售收入11.7亿元，利润总额1.23亿元，同比分别上升了46%和40%（有关兴发集团“羔羊育肥”的资料参见［21］）。
（四）农业大变局悄然来临
兰州有一所名扬中外的草业生态研究所，它就是任继周院士于1981年自行组织经费和科技人员创办的我国第一所草原生态专业研究所。
任继周对草产业的执着追求，主要是来自于对西部地区及人民的强烈责任感。他说；孙中山先生曾说过一句话：要把中国的西北建设成世界的阿根延。因为阿根延是世界著名的草产业和畜牧业发达的国家，曾有“世界肉仓”之称。80年代初，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提出立草为业的的观点，很符合我国的国情。我国是世界草原大国，面积约400万平方公里，约占我国陆地总面积的40%。特别是我国西部地区拥有三大牧场、广袤的坡耕地和浓重的牧业生产传统，最适宜种草发展畜牧业，为人们提供肉、奶和其他畜产品，在西部地区提倡立草为业是明智之举。
在任先生看来，开发西部，一名话，就是草业、畜牧业应是整个西部地区的支柱产业。这就要以黄土高原为核心发展草地畜牧业，要用农田种草，草田轮作，而不仅仅是利用坡耕地种草，让它产出好的经济效益。在中国，种苜蓿的产值至少比种小麦高三倍，而且优质牧草（草粉、草颗粒、草捆等）在世界上是卖方市场。然而，我国却将稀缺的水资源的70%至80%用来灌溉小麦和农田，而灌溉草地则被认为是极大的浪费；我国约占世界10%的耕地用掉了全世界35%的化肥，造成了很大浪费和污染，这样的农业系统是绝对搞不好西部开发的［22］。
任继周院士的这番见识可谓颇具慧眼，最为重要的是他与那些在第一线艰苦奋斗的广大群众、基层干部和技术人员的实践不谋而合，互相印证。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看到，在两大高原上以畜牧业为中心的农业重组大变局的潮头正在涌动。通过建立和发展草产业，实现对水土资源的有效整治，其重点在于扭转我国人均资源拥有量少、资源退化质量低的劣势，着眼于解决国土资源诸要素中的短线约束，即实现国土资源第一性生产力的整合提高。为了在这个基础上，不断提高经济附加价值，必须变革传统的畜牧生产方式，解决林牧矛盾、农牧矛盾，使畜牧业在一个全新的水平上，大踏步地向前发展；如此，国土资源的第二性生产力又将大幅度提高。这又引发了新的产业重组浪潮，即食品加工业的发展，……。
因此，不难看出，以畜牧业为中心的我国农业大变局包含着土地资源（耕地、非耕地）、水资源（大气水、土壤水、地表水、地下水）、气候资源（光、热）、物种资源等一系列自然资源和各种物质投入（化肥、动力），以及种植、畜牧和营林等农业生产方式的大变革，可以称得上是千年未有的农业大变局。
可以毫不含糊地说，这个农业大变局的实现，可以把面积达60万平方公里的四大沙地两大沙漠（库布齐和乌兰布和）和黄土高原这些以往的成灾致害之源（水土流失、风沙侵蚀，……），变成兴邦致富之本。
试想一下：黄河变清了，高原变绿了，以往的沙地沙漠和黄土丘陵变成了广袤的草场，风吹草低见牛羊复现于当世，这将是一幅什么样了景像？然而，这还只是两大高原复兴的第一步和序曲，更广阔和更美好的前景还在后面。
这里还需指出一点，大幅度地提高了国土资源的第一性和 第二性生产力之后，不是为了使单位国土资源上承载更多的农牧业人口，而是要承载更多的非农牧业人口，即以畜牧业为中心的农业大变局的实现，要有非农产业的重组和城乡关系大转换与之相配。
四、能源、重化工与城市化
从食物用粮到食物用畜，这是农业大变局的核心或主要的直接结果。这种新的循环要素的出现和扩展，还需要其他的新要素和经济新流程与之匹配；如此，国民经济才能跃上一个全新的格局。本节所要探讨的是生活用能和居住在城这两类新的循环要素及其与食物用畜之间的耦合流程。
（一）能源与矿产资源概况
水能资源
从黄河源头至青铜峡，河长约2600公里，落差300米，流域面积27.5万平方公里。这里水能资源丰富，可建14个梯级电站，装机客量共可达1400万千瓦［23］；其中西北半干旱区范围内（从青、甘分界的积石峡算起）约有600万千瓦。如果未来青藏高原怒江、兰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和大渡河1000亿方水北调实现，从洮河上游至黑山峡有近2000米的落差，可装机6000万至8000万千瓦，年发电量可达4000亿度以上，将近我国1999年年发电量的1/3［24］。
黄河上游地区有铜、铅、锌、石膏等大型矿床，又与其他优势矿产区毗邻。它北靠名列世界前茅的多种稀贵金属共生的金川镍矿，南靠共和至成县的铅锌矿带，西接以盐、石油、天然气、石棉及铅锌矿为主的柴达木盆地。这些地区都在黄河上游电力基地的经济输电半径之内；这一地段正处于以兰州为中心的经济开发区，这里水量丰富，落差集中，调节性能好，淹没损失小，是我国理想的水电开发区［25］、［26］。
另外，黄河中游托克托至禹门口还可建9座梯级，共可装机430万千瓦。
特大煤田及其它矿产
煤炭：经有关部门查明，黄河中游煤炭的保有储量（埋深800米以内）达5000亿吨左右，占全国保有储量的50%以上；其中陕蒙晋接壤地区约5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竟蕴藏了全国储量的1/3，且这里煤质优良，低硫、低磷、低灰，热量大；炼焦煤、动力煤等品种齐全。在鄂尔多期盆地埋深1500米以内的煤炭概查储量高达18000亿吨，这是世界上罕见的特大级煤田，堪称“乌金海洋”［27］。
石油、天然气：陕北延长和甘肃庆阳一带有丰富的石油分布。仅陕西境内石油的探明储量有近5亿吨，远景预测达11亿吨以上，开采前景可观。陕北的靖边、定边还有丰富的天然气；其探明储量达2100亿立方米，远景预测可达1万亿立方米，为世界级大型内陆气田。目前已经建成或正在建设的靖边至北京、西安、银川的输气管道，已展现出广阔的开发前景［28］。
在两大高原及其邻近地区，还有很多其他矿产资源，具有种类多、储量大、组合好、位置适中等优势，在全国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下面对此略作介绍。
铝土：占全国第一位，其储量有10亿吨，占全国的60%，主要分布在晋西、豫西和陕西；其中以晋西为最多，在7.8亿吨，占全国的38%以上。探明储量占第一位的还有：镍（占全国67%）、钼（占全国41%）、铂族金属（占74%）、稀土（占97%）、钴（占30%）、铌（占91%）等［29］。
值得指出的是，本区矿产不仅品种齐全，而且资源匹配良好，且大多近水靠煤连系通线，优势非常突出。特别是几个资源组合极佳的地带，今后在全国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即：（1）以兰州为中心的黄河上游水能、多金属地带；（2）内蒙古沿黄河煤、铁、稀土、多金属化工原料地带；（3）陕北煤化工和油气化工地带；（4）晋西沿黄河煤、铝、铁、水能地带［30］。
（二）能源与重化工产业
到21世纪的中前期，两大高原的大开发必将来到。这是因为：第一，能源和原材料的供需不平衡，必将影响我国东部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而两大高原丰富的能源和原材料的开发，将对中国经济的振兴发挥难以替代的作用；第二，我国经济发展的地区不平衡性面临着历史性的调整，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和西部大开发互相协调，是我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能源的重要性
人类的生存完全依赖于能量。显然，食物能量是生命存在极为重要的必需品。如果把眼界拓展得更远些，考虑到人类生存的其他因素，则其它形式的能量，如提供暖气、冷气、电力和交通运输的能量，便成为第二位的必需品了。因此，大量使用的矿物能源便成为现代工业社会机体的血液和动力源泉。
实际上，现代的生活、生产方式与能源有着紧密的联系，并且非常依赖于能源的供应。人们除了直接把能源用于燃料、发光、发热外，所有其他资源的利用也有赖于把能源用于采矿、加工和运输，把原料加工制成各种产品也都需要附加的能源，甚至最基本的资源――食物的生产，也大量地依赖于能源，如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械的燃油使用。
当用物资和公用设施来衡量时，综合生活水平从劳动生产率这一因素来看，也与能源消耗量有着密切的关系。即与机械化和工业化相关的高生产率能使社会普遍享受高生活水平；但是机器不能自己运转，它们需要与其所做的功相适应的能源或燃料。因此，来自高生产率的高生活水平也意味着高水平的能量消耗。当把不同国家加以比较时，易见能量消耗和生活水平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
当然，生活水平和能源消耗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是绝对的，如能量的利用效率和能量利用的工业类型这些重要因素会使上述二者的相互关系产生一些不一致。但总的说来，在工业生产方式达到完全成熟阶段之前，能源、生产率和生活水平之间的基本关系是相当稳定的；即达到高度的生活水平必然与能源消耗量的高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31］。
就此而言，我国与发达国家生产和生活水平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人均能源的使用水平上（参见后文）。这里附带说一句，有一种观点认为：西部大开发不能依赖于大规模开发资源来致富；实际上，这种看法有片面性。如果说，仅靠输出资源来致富，那是很困难的；但是，如果西部同时把自己内部使用的资源提高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则大规模开发资源是完全能够致富、致强的。
煤炭工业基地
根据国外有关学者的研究，小康水平的人均能源消耗标准为1.6吨标煤，富裕水平的人均能源消耗标准的下限为3吨标准煤。目前为止，结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是6吨左右，其中最高美国为10吨左右，日本最低为4吨左右［32］；也就是说，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均能源消耗标准均在3吨以上。而我国1999年人均能源使用仅0.97吨标准煤。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假设在2030年至2050年，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时的人均能源消耗为3吨标煤。如以16亿人计，则那时我国一年消耗的能源为48亿吨标煤。
如设那时我国石油（含天然气）消耗4亿吨（可能进口一部份），水电在能源结构中所占比例达到20%，则还需煤炭43亿吨（按1.3的比例折标煤33亿吨）。
在2030年至2050年，全国煤炭的年产量将达到44亿吨的水平；而那时我国东部省区煤炭将已开发殆尽，全部年产煤炭不足10亿吨［33］；届时，将有33亿吨（约占全国煤炭生产的77%）要在西北半干旱区和山西省生产出来。这里不仅资源丰富，产量很大，而且品种齐全：动力煤、炼焦煤和无烟煤应有尽有；其煤炭生产将在全国居于垄断的地位。
如果西北半干旱区和山西省各占一半，则届时西北半干旱区的煤炭生产量将达16亿吨。如2030年至2050年，西北半干旱区人口达到1.2亿人，区内人均使用能源的水平达到3.5吨标煤，则区内能源消耗总量为4.2亿吨标煤，折原煤5.5亿吨。也就是说，西北半干旱区的煤炭产量将有2/3，约10亿吨用于区外的消费和使用，这个量与1999年全国煤炭的生产量是一样的。
应该指出的是，随着煤的液化和汽化技术日益成熟，特别是我国矿井地下汽化技术已经到了可以小型工业化的阶段［34］、［35］，鄂尔多斯高原近2万亿吨的煤炭储量将有可能转变成几千亿吨石油当量的油气储量。那时，这将不仅改变了煤矿的产品结构，而且将彻底解决煤炭生产过程中的污染链，还煤区以碧水兰天。
沿黄巨型火电站链群
到21世纪前期，两大高原和山西省生产的33亿吨煤炭，通过太行山和中条山各出口东运、南运的最大能力只有6－7亿吨，还有一大半煤炭，除一小部分为当地发展重化工和原材料工业消耗外，大部份要用于建设我国最大的沿黄河巨型火电站链群，总装机约1亿千瓦，相当于6－8个三峡电站。自上游至中游的主要电站分布及规模为：
宁夏沿黄火电基地：1000万千瓦
内蒙沿黄火电基地：4000万千瓦
陕蒙晋沿黄火电基地：1500万千瓦
渭北火电基地：1300万千瓦
（豫西沿黄火电基地：1000万千瓦）
（晋东南火电基地：2000万千瓦）
以上火电站链群的建设大部要用黄河（干流或支流）水，少数用地下水（也是黄河流域水资源的一部份），估计总用水量达30亿立米［36］。这些电站将源源不断地向我国华北和东部的制造业加工基地输送电力。
重化工原材料生产基地
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地区都是我国的铝及铜、铅锌有色冶金基地、盐化工、煤化工和石油化工基地，重型机械、毛纺工业及原材料基地。沿黄河自上而下有［37］：以兰州为中心的有色冶金、石油化工基地；内蒙沿黄（河套）有色、稀土、黑色冶金基地及盐化工基地；陕北煤化工和天然气化工基地；晋西铝工业基地。
（三）高水平大规模的城市化
以两大高原为主体的西北半干旱区，在21世纪中叶前后，人口可达1.2亿，届时以70%计，则其城镇人口可达8400万人，比现在的2000万人增加6400万人，翻了两番还多；同期，其农村人口将从目前的6000万人降至3600万人，减少40%。这种城乡人口总量及构成的历史性变化，将在2005年前后出现。这种趋势将对该区的水土资源配置、产业重组与构成发生重大的影响。
城市带的分布
展望至下世纪末，西北半干旱区的城镇人口将达1亿人以上，这些人口将主要分布在两个地带。
一是自兰州至呼和浩特的沿黄城市带，长度绵延1200至1400公里。这里城市有兰州、白银、青铜峡、吴忠、灵武、银川、石嘴山、乌海、临河、包头、东胜、榆林、神木、府谷、呼和浩特。其中以兰州、银川、包头、榆林、呼和浩特为中心。
这里大部分区域地势平坦、近水近能，交通方便，农牧业资源丰富，可以成为一条高水平的新兴的沿黄城市带，以能源、重化工为特色。
二是关中平原城市带。这里的主要城市有华阴、渭南、铜川、西安、咸阳、兴平、宝鸡、天水。以西安、宝鸡为中心。这一带将成为我国西北地区的高科技开发区，将发展成现代化的、高加工度化的制造业基地。这一城市带的水资源，明显不足，但将来可通过跨区域调水来解决。
通常说来，在城市规划中，每平方公里的城市区域可容纳1万人，则1亿城市人口的城市带需要1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实际上，比这大几倍的面积在上述黄河沿线都可以开辟出来；因此，在西北半干旱区，实施大规模的城市化，不存在平原国土的约束。
产业与就业间的新流程
大量迁入城镇的人口要有食可吃，有能可用，有房可住，有业可就。下面我们对此略作分析。
首先，分析食品。以每人食用100公斤肉禽蛋，西北半干旱区1.2亿人，需120亿公斤肉类产品，根据前文的分析可知，该区肉类生产能力不低于150亿公斤，因此，高水平的食品消费是完全能够保证的。人均100公斤粮食，1.2亿人需消费120亿公斤，该区1998年粮食产量就达3200万吨（320亿公斤）完全不成问题。
其次，分析能源。由前文的分析可知，该区以人均使用3.5吨标煤，总计为4.2亿吨标煤，只相当于同期该区生产量的34%。因此，也不存在任何问题。
再次，分析城市住宅。与城市住宅建设相联系的水泥、玻璃、铝材、钢材等建材的原材料，也都是两大高原中最富集的原材料，只要有了相应的需求，就可以在其内部的经济流程循环中生成为现实的供给；而与之相联系的施工力量，更是一个吸收当地就业人员的大部门。
对于就业而言，与畜产品相联系的食品生产、加工和流通行业以及制革、毛纺行业；与生活用能、工业用能相联系的能源、重化工行业、供气、供暖、供电、供冷和供水等公用服务行业；与城市住宅相联系的建筑、建材、装饰行业；还有与环保相联系的污染物资源化等行业；将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
为从数量上做出进一步的刻划，我们采用下述算法进行估计：在2030年左右，西北半干旱区人口为1.2亿人，以56%计，则其应就业人口总量为6720万人，1998年的相应数字为4480万人，年均增长率为1.3%［38］。2030年西北半干旱区GDP总额为32000亿元［39］，1998年为3266亿元，年均增长率为7.4%。在1979年1999年，全国GDP的年均增长率为9.6%，同期全国三大产业部门从业人员数量的年均增长率为2.7%，两者之比为3.56。这与奥肯定律的比值3：1相比，高出近20%。即在美国GDP年均增长率达到3%时，可使年就业人数增长1%；而我国在1979年至1999年为了实现就业人数年增长1%，GDP的年增长率必须达到3.56%。以此来衡量西北半干旱区在1998年至2030年的状况，相应比值为：7.4%÷1.3%＝5.7。这远高于3至3.6这一区间的值。也就是说，在这一期间，该区实现充分就业，不存在根本的困难。
在未来三十年里，两大高原上的经济现代化过程可以用两个流程间的转换做出形象地刻划：即从以往的食物用粮、生活用柴、居住在乡转换成食物用畜、生活用能、居住在城。
引文和注释
［1］1998年蒙、陕、甘、宁四省区总人口为8998万人，去掉河西和阿拉善盟998万人，还余8000万人，即为西北半干旱区总人口。
［2］按1998年全国耕地14.2亿亩的原口径，蒙、陕、甘、宁四省区耕地总面积1269.21万公顷，合1.904亿亩，以8000万人÷8998万人＝0.889，以此数乘以1.904亿亩，便得到西北半干旱区耕地面积约1.7亿亩。
［3］方法同上：先算出四省区GDP总和。再以0.889乘以此值，便得西北半干旱区GDP总和。对该区第一、二、三产产业的数值同此处理。
［4］吴传钧主编：《中国经济地理》，科学出版社，1998年。
［5］蒙、陕、甘、宁四省区水资源总量1232.8亿方（见刘昌明等：《中国21世纪水问题方略》，科学出版社，1998），扣除河西和阿拉善的132.8亿方，即得西北半干旱区水资源总量为1100亿方。
［6］赵文林主编：《黄河泥沙》，黄河水利出版社，1996年。
［7］任美锷、包浩生主编：《中国自然区域及开发整治》，科学出版社，1992年。
［8］赤峰市林业局、水利局：“赤峰造林治沙概况――赤峰地区调研访谈纪要之一”，《参天水利工程研考会：工作通报》NO.99-45。
［9］陕西省榆林地区水利水保局：“南治土，北治沙，全区齐治水”，出处同［8］NO.2000-15。
［10］经济日报1999年8月19日：“陕北榆林＋年致力退耕还林”。
［11］张志恒、尤忠义：“陕西省榆林市利用青草秸杆舍饲养羊的经济思考”，《中国农村经济》2000.3。
［12］何加正、刘红星：“草木青青润莽原”，人民日报，2000年2月13日。
［13］韩振祥：“乌兰察布盟先行一步尝到――退耕还林还草的甜头”，《了望》2000年第16期。
［14］尹洪东、储叶来：“退出一片秀美草原 退出一条脱贫之路”，经济日报，2000年9月7日。
［15］“一片秀美草原 一条脱贫之路”，人民日报，2000年9月7日，作者同［14］。
［16］“替祖先还上千年绿债”，解放军报，2000年3月6日。
［17］董建勋：“粮食、林草、畜牧”，人民日报2000年5月23日。
［18］张红武、赵业安、温善章：“论大柳树水利枢纽工程的战略地位与作用”，刊于《西部大开发水资源文集》，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0年8月。
［19］“让绿色扎下根唯有靠科学”，解放军报，2000年3月6日。
［20］郭小庆等：“封出退耕 植树种草 舍饲养羊”，《了望》2000年第21期。
［21］刘晓梅：“‘羔羊育肥’――为畜牧发展与草原生态找生路”，经济参考报，2000年8月29日。
［22］江平：“把大西北建成‘世界的阿根廷’”科学时报，2000年3月28日。
［23］杨兆波：“充满希望的黄土地――访黄土高原综合考察队队长张有实”，人民日报，1994年2月14日。
［24］林一山：“西部南水北调工程概述”，科技导报，6/1995。
［25］：同［23］。
［26］张天曾：《中国水利与环境》，科学出版社，1990年。
［27］：同［23］。
［28］：同［4］。
［29］：同［26］。
［30］：同［26］。
［31］：B.J.内贝尔：《环境科学：世界存在与发展的途径》，科学出版社，1987年。
［32］［美］艾伦·杜宁：《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
［33］：［26］。
［34］宋乐永：“矿井气化将还煤区碧水兰天，”科技日报，2000年7月29日。
［35］杜铭华、王力：“煤变油：中国的战略选择”，科技日报，2000年8月10。
［36］：同［26］。
［37］：同［26］。
［38］1998年全国从业人员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56％，以此比例乘以同年西北半干旱区总人口8000万，即得同年该区从业人员总数为4480万人。
［39］根据本书第三章注释［22］，可知2030年西部11省区人均GDP可达26652元（1998年价格），以此乘以1.2亿人，得到西北半干旱区2030年GDP总额3200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