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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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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调查研究通讯》No.2000-12 2000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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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城市化与西部大开发
水资源调配与国土整治课题组30年后的今天，大多数中国人住在哪儿，吃什么？这两个问题看起来不搭界，但却有着紧密的联系。
目前我国有70％的人住在农村，30％的人住在城镇，全国平均每人每年直接食用200公斤粮食、24公斤肉禽蛋［1］（如包括水产，则为30公斤）。30年后，我国将有2/3的人住在城镇，1/3的人住在农村，全国平均每人每年直接食用100公斤粮食、80公斤肉禽蛋（如包括水产品，则可达100公斤）。这个前景能否实现，在很大的程度取决于西部大开发如何搞、搞得怎么样。
中国农业的大变局
千百年来，我国一直是"人畜同粮"；这是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文明的一大特色。在口粮短缺的年代里，这种方式对食品的安全稳定供应提供了很高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故而一直延续至今。
但自90年代初以来，我国人口直接实用粮食量已从2600亿公斤的峰值转向平稳下降（1978年为2200亿公斤，见［1］），1998年已降至不足2500亿公斤［1］）。同期，我国人口直接食用的肉禽蛋却从1978年的88亿公斤一路攀升，1998年已升至310亿公斤的水平［1］，相当于1978年的3.5倍（近乎翻了两番），年均实际增长率为6.5％。
这一降一升意味着什么？在基本口粮已有保证的情况下，人口直接食用粮食总量的下降趋势预示着：我国几千年来以种植一年生粮食作物为主的农业面临着一个大变局，即"人畜不同粮"和畜牧业为主的新格局即将来临。多年生的灌、草饲料作物体系将大行其道。我们今后可主要以非耕地和部分耕地提供充足的饲草，直接喂养食草牲畜；而不是先种出粮食，后加工成饲料，再去喂养高耗粮的肉猪。"八戒"将成为畜牧业的弟弟，而羊牛将成为畜牧业的大哥。
30年后，我国人口达16亿左右，如果全国平均每人每年直接食用粮为100公斤，全国口粮直接消费总量不过1600亿公斤，比目前水平还要再减少900亿公斤；而如每人每年直接消费肉禽蛋达到80公斤，则其总量将达1280亿公斤，这比目前水平又翻了两番，净增970亿公斤，年均实际增长率为4.84％。
在这种前景下，如果继续沿用"人畜同粮"的旧格局来应对，以平均3.5：1的粮肉（含禽蛋）比来估算，则需新增粮食产量3400亿公斤。即在2030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要由目前的5000亿公斤增至8400亿公斤；如以20亿亩耕地计，其中16亿亩种粮食，则其亩产要达到1000斤以上（目前约为600斤）。这对只占世界耕地7％，人口却占22％的我国而言，将是一个多大的压力呵！无怪乎，洋人要高呼：谁来养活中国。实际上，我国即使达到粮食总产量8400亿公斤，人均也不过500公斤，与农业发达国家人均800~1000公斤的水平还是相差一截。
在我国农用土地中，草地比重最大，其面积约60亿亩（四亿公顷），占我国陆地总面积的40％，占世界草地总面积的15％［2］ - 高出我国耕地相应比例的一倍以上。其次是林地，约26亿亩，所占比例近18％。再次是耕地，约20亿亩，所占比例约14％。这种农用土地资源的结构提示我们注意：要建立大粮食和大食品的新观念。
因此，如果我们不是眼睛只盯着耕地要食品，而是抓住口粮消费总量下降这一历史性机遇，跳出"人畜同粮"的旧格局--一条越走越窄的老路，那将是一派地阔天空的新局面；所谓"穷"则变，变则通。这条宽广的新路就是立草为业，大力发展节粮型畜牧业，向广大的非耕土地资源要食品，要纤维，要能源……。
我国是农业大国，要想在今后30年实现农业现代化，变成农业强国，有一个重要的结构性指标是必须达到的：即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要达到50％以上。从近20来年的趋势看，这一点是可以实现的［3］。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今后我国农业的发展将主要依靠畜牧业的发展来支撑。根据我们的估计，在今后30年间，农业（即第 ( 产业）增加值将从1999年的14212亿元增至2030年的56400亿元，比1999年增长42188亿元，其中牧业的增长额为25487亿元，占前者的比例为60.4％［4］。也就是说，今后我国农业的增长部份中，有60％来自于畜牧业的增长。那时牧业将取代种植业成为我国农业中的大哥大。
城乡关系大转换
前文分析了我国农业正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大变局，那还主要是从农畜产品供给的角度来看问题。如从需求角度看，就要涉及到今后大多数人住在哪儿这一问题。或者说，在旧的城乡格局之中 - 大多数人住在乡村里、挤在农业上，这个大变局是不可能实现的。实际上，"人畜同粮"的旧格局，与多数人住在农村里、挤在耕地上搞饭吃的城乡旧格局，压根就是一回事。
例如，1998年城镇人均粮食直接消费量约80来公斤，肉禽蛋消费量约36公斤（加上水产为47.4公斤）；同年，农村人均粮食直接消费量约240公斤，肉禽蛋直接消费量约19公斤（加上水产为23.3公斤）［5］。这表明每减少一个农村人口、增加一个城镇人口，粮食直接消费量下降2/3，减少160公斤；而肉禽蛋水产直接消费量增长100％，提高17~24公斤。
也就是说，如果现有70％农村人口的肉禽蛋水产直接消费量都达到同年城镇人口的水平，那么全国肉禽蛋水产直接消费量将达到近600亿公斤的水平，比实际水平多出220亿公斤，增幅近60％；相应地，全国粮食直接消费总量将降至1000亿公斤左右的水平，比实际水平降低1500亿公斤，降幅为60％［6］。
当然，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其原因在于农村人口的平均收入只相当于城镇人口平均收入水平的1/4~1/3。而这恰恰又是由多数人住在乡村里、挤在耕地上搞饭吃的城乡旧格局造成的。
试想一下，如果30年后的今天，有2/3以上的人住在城镇里，农村人口比例与其产值比例大体相当，则农村人均收入将与同期城镇人均收入水平相差无几，而不是现在的1:3或1:4。
这种分析表明，没有城乡关系的历史性转折，就不可能形成食品需求的新格局。如此，农业供给的新格局也就无法确立起来、并保持下去。这种局面已为近些年来各种农副产品不断交替出现"卖难"的情况所证实。不难想像，在城乡关系依然如故的前提下，大力发展节粮型畜牧业的举措，必将导致我国农畜产品市场的过度竞争进一步加剧；继1999年猪价大跌之后，2000年三、四月份蛋价跌至1.7元/斤的多年新低，即其明证。
另外，加速城市化进程，不仅有利于不断改善肉禽蛋等高收入弹性食品的需求环境，其供给环境也将发生类似的变化。
例如，以每个农村人口拥有一亩基本农田（亩产粮食250公斤）为基准；当减少一个农村人口，并相应增加一个城镇人口时，则为了维持同一人口粮田就降至0.3亩（城镇人均口粮以80公斤计）。于是减下来的0.7亩原口粮田就可改种多年生的灌草饲料作物。如此，在同样的水肥条件下，这部份好地可以比种粮食作物提供更多的有效生物产量 - 优质饲草，生产出更多的肉禽蛋产品，以供给新增的城镇人口之所需［7］。
这样一种土地、耕地生产方式的转换，对于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日趋严重的西部地区，意义特别重大。因为灌草覆盖地的土壤流失量只有粮田的几十分之一；它还可以更充分地利用雨水资源，具有更高的生物量水分生产率。
当从农村转移出来进入城镇的人口数量达到一定的临界水平时，西部地区农牧业的经营规模水平将成倍地提高；于是，在大面积的耕地上可成片地实行草田轮作。如此，地力便可逐步恢复乃至提高，农牧业的土地和劳动生产率将会明显增加，农牧民的收入水平也将成倍地增长。
在这种格局里，生产、生活和生态将由以往的竞争关系，转变成良性耦合的互补关系。即在生产和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也将随之自然而然地逐步恢复和改善。
总之，发展畜牧业和加速城市化进程对于我国西部地区来说，具有积极的多重意义。
西部大开发
由前文可知，在我国西部的大开发中，农业产业的战略性重组，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农业供给方式及其诸要素的重组（如种植业、林牧业等），通过以牧业为核心的农业重组，可以大幅度地提高我国农业的生产力。二是通过城乡关系的调整，实现我国农牧产品需求结构的重组。这二者如车之两轮，缺一不可。
特别应指出的是，这次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条件与过去相比，有明显不同。开发规模大是其中的重要之点，但还有一点至少同等重要：那就是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历史性转折，即从工业主导的高速增长转向以加速城市化为轴心，从而带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现代化进程。
因此，开发西部更广大的农牧业资源，就绝不是使现有多数人口仍旧滞留农村，让他们拥有更多的农牧产品供给潜力；而是要通过城乡关系的大转换，大幅度转移农村人口进城，使其进入新的高收入流程，以打破低收入水平下形成的农牧产品的需求制约。只有如此，才能顺利地实现前文所述的农业大变局，从而使我国农业跃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水平和新局面。
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要进一步分析我国西部畜牧业的发展潜力。在我国60亿亩草地中，西北（含内蒙）有近40亿亩，西南有近15亿亩。我国大面积的天然草原主要分布在东北三省、内蒙、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四川、西藏、云南等省区，牧区总面积36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37％左右［2］。但牧区生产的肉类产品（不含禽蛋水产）只占全国肉类产品的10％左右。面积如此广大的牧区，平均要30亩左右才能承载一个羊单位，与世界农业发达国家相差数十倍。
我国的草原面积居世界第二位，但畜牧业生产水平却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草原本是一个独立的生态系统，它在进行能量和物质循环的同时，不断制造有机物质，即同时进行第一性生产（饲草生产）和第二性生产（畜产品生产）。由于我国草原严重退化（占可利用草原面积的30％），其第一性生产的产量已大大减少；据统计，自50年代以来，全国天然草地单位面积产草量下降30~50％，在植被数量减少的同时，牧草的质量也普遍下降，多年生优良牧草的数量大大减少，劣质杂草及毒害草数量增加［2］。
没有优质的草地，就谈不上稳定、优质、高产的畜牧业。目前我国草地畜牧业的生产水平很低，整个畜牧业（含农区）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仅为30％左右，而世界农业发达国家通常在50％以上；如美国为60％以上，法国为57％，加拿大为52％，德国为73％，丹麦和新西兰为97％，俄罗斯也接近50％。我国单位面积草地产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0％，单位面积产值仅为澳大利亚的1/10、荷兰的1/50［2］。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很多，举其要者有：
（一）人口高速增长造成了很大的口粮压力，致使耕地几乎成为集约生产粮食和食品的唯一来源，于是不断扩大可耕地便几乎成了增产粮食的唯一出路。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本不适于种植粮食作物的草原也被开荒种地，导致土地沙化、草场退化。于是牧区土地陷入了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的恶性循环。一旦人口越过某一临界水平，"人畜同粮"便成为必然之局；而牧业便只能成为农户家庭副业的一部分。
（二）在以往食品生产和消费的旧格局中，草原建设"理所当然"地不受重视。据统计，1949~1996年，国家对蒙、新、青、甘、川、藏等12省区的草原建设投资累计为46亿元，平均每年每亩草原投资仅三、四分钱［2］。如此之低，实在令人难以想像。
（三）旧的粗放式的牧业生产方式在牧区人口激增的条件下，导致草场超载过牧程度不断加剧。至今，已难以维继。
总之，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 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草场退化……，各种类型的土地资源侵蚀面积总量已达我国陆地面积的60％［8］。至90年代初，我们总算缓解了口粮压力的制约。现在我们应该抓住这个历史性的机遇，并直面国土资源大面积退化的严峻挑战，重整西部的草原、草业和畜牧业，实现西部农业和国土资源整治的历史性大跃迁。这无疑应该成为西部大开发的基础性工作。
据我国草地科技工作者的分析，如果我国能实现种草面积（即人工草场）5亿亩，并建立围栏草地10亿亩，全国草地生产力可提高9~19倍，百亩草场畜产品产量可达310个畜产品单位（目前仅为16个畜产品单位），相当于目前美国的水平［2］。
根据我们粗略地框算，西部50多亿亩草地和陡坡耕地，可提供830亿斤肉禽蛋产品，加上口粮转化为饲料所提供的肉禽蛋产品128亿斤，其总量可达480亿公斤［9］。如果再在一部分缓坡耕地实行草田轮做，则未来30年，西部肉禽蛋的增产量可望达到全国肉禽蛋净增长量（970亿公斤）的一半以上。
换言之，未来30年间，我国畜牧业净增长额中可能有一半以上来自于西部畜牧业的增长。在全国农业净增长额中可能有30~40％来自西部畜牧业的增长。在西部的农业中，畜牧业的比重可能达到60％以上。西部将成为我国农业规模经营程度最高、农牧民最为富裕、农业最为发达的区域。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西部未来的图景：大多数人口住在具有良好生产和生活环境的大小城市里，城市周围是多年生草灌林复合生态体系。西部广袤的草原和农牧轮作的耕地焕发着勃勃生机，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农畜产品，而且从根本上逆转了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加剧的格局；黄土高原变绿了，黄河变清了，主要内陆河流域下游的绿洲恢复了生机，胡杨林也重新生长起来了，……。
作为中华文明主要发祥地的西部地区的重新复兴。将昭示着中华民族必定再次站到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
注释和引文
［1］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摘要》和《新中国五十年：1949~1999》，可得到历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购买的商品数量、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主要消费品、市镇总人口及乡村总人口，将其分别相乘，便得到下述附表。
附表：我国城乡人口直接食用的粮食和肉禽蛋（公斤）
农村人口
粮食消费
城镇人口
粮食消费
全国人口
粮食消费
农村人口
肉禽蛋消费
城镇人口
肉禽蛋消费
全国人口
肉禽蛋消费
1978 1959 263 2222 54 34 88 1990 2204 394 126 98 224 1998 2163 329 2492 171 136 307 注：这里所谓的直接食用量不包括工业用粮、加工食品用肉禽蛋等。
［2］许志信："草地建设与畜牧业可持续发展"，《中国农村经济》，2000年第3期。
［3］1978年，我国畜牧业产值占农业（种植业、牧业、林业、渔业）总产值的比重为15％，1998年为了30.8％，每年提高0.75个百分点；如果今后30年能按这样一种速度提高，则在2030年，我国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将为53.3％。
［4］2000~2030年，假设我国GDP的年均实际增长率为6％，则届时我国GDP总额将达470000亿元（1999年价格，下同），如设那时我国第 ( 产业增加值所占比例为12％，则其总量为56400亿元左右，如牧业占其中的比例为53％，则其总量为29892亿元。1999年牧业增加值在第 ( 产业增加值中所占比例以31％计，则该年牧业增加值总额为4405.7亿元，2030年牧业增加值将比1999年净增25487亿元。
［5］1999年《中国统计摘要》，1998年《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五十年：1949~1999》。
［6］用1998年城镇人口数量及其人均肉禽蛋水产直接消费量相乘、乡村人口数量及其人均肉禽蛋水产直接消费量相乘，两项乘积之值相加后得到382公斤这一数值，即全国人口直接消费肉禽蛋水产量。
［7］像这样的基本农田，浇些水，基本上不施肥，根据河西的经验，每亩苜蓿可产鲜草5~6吨。0.7亩可产鲜草3.85吨，即7700斤；每只羊每天需鲜草五斤，一年出栏需用1825斤鲜草，每只羊毛重100斤，产净肉36斤；则7700斤苜蓿鲜草可提供羊肉150斤（75公斤）。
［8］邓英淘："关于我国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状况的综述"，《参天水利资源工程研考会：工作通报》No.99-24，1999年7月23日。
［9］根据前述文献［2］所提供的数据，内蒙古草场经改良后，0.2公顷（3亩）可承载一只良种细毛牛，以此计算，西北每亩草场可提供12斤羊肉，40亿亩可提供480亿斤羊肉。西藏等高寒草场约十亿亩，每亩以产六斤羊肉计，则总计可产60亿斤肉；西南海拔2000米左右的草山草坡约五亿亩，每亩产羊肉以25斤计，则总计可产125亿斤羊肉。全国口粮变为饲料约有900亿公斤（见正文），按3.5:1转化为257亿公斤肉禽蛋产品，以1/4计入西部，则有64亿公斤。再加上1~2亿亩坡地退耕和部份耕地实行草田轮作，发展畜牧业，以前三项之和（665亿斤）的1/4计，可提供166亿斤肉禽蛋产品。五项总计为959亿斤肉禽蛋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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