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调查研究通讯》No.2000-8
2000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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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六则
金 凉
一、宽严之辨
c刘备入主蜀地，亮刑法峻急，法正谏曰：“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弛禁，以慰其望。”
亮答之：“君知其一，末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已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奉承，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
法正拜服，后益州大治。f（引自《诸葛亮集》）。
又据华阳国志： c建兴二年，丞相亮开府，领益州牧。事无巨细，皆决于亮。亮乃抚百姓，示轨仪，约官职，从权制。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究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封域之内，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劝戒明也。f（出处同上）。
时移则事易，事易则情变，情变则法不同。历史上，随着朝代的兴替或代际的继替，常因形势变化而出现治法的转换。故而，历来的明君贤臣无不审时度势定宽严。
东汉末年，三国初年，魏蜀吴的政治家也同样遇到了类似的大问题。上述诸葛亮与法正的争论说明，在这样的问题上要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决非易事。无独有偶的是，当时曹操的第一谋士郭嘉在“袁公十败、曹公十胜”的论述中说道：“恒灵以来，政失之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公以猛纠，上下知制，此治胜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历史实践证明，诸葛亮和郭嘉是对的。此其一也。
其二，法久弊深。宽弘的流弊是废驰，严猛的流弊是苛刻。对此，一般地用严猛来纠正废弛并不够，还必须用心平正，劝戒明也。其实，这也恰是宽弘的出发点和归宿；只不过，彼一时，此一时也。所谓运用之道，存乎一心。
二、俗儒坏国
c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大臣杨恽、宽饶等坐剌讥辞语为罪而诛，常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f（摘自班固《汉书》卷九《元帝纪》）。
c……高祖之后，史家誉为文景之治，其实，文、景二帝乃守旧之君、无能之辈，……倒是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已诏，不失为鼎盛之世。前汉自元帝始即每况愈下。元帝好儒学，摒斥名法，抛弃他父亲的那一套统治方法。但优柔寡断，是非不分，贤佞并进，君权旁落。他父亲骂他：“乱我者太子也”。f（搞自毛泽东1957年6月13日同吴冷西等人的谈话）。
以此观苏联的瓦解，倒也饶有味道。苏联共产党的王霸之道乃列宁和斯大林这两把刀子。赫鲁晓夫上台以后，先丢掉了斯大林这把刀子；至戈尔巴乔夫接手后，连列宁这把刀子也丢得干干净净。在一个冷战对峙的时代，与对手去讲什么“德教”，无异于与虎谋皮，只能是“宋襄公之仁”，焉得不败。苏联共产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自解武装，在国际关系上混淆敌我，是苏联瓦解的两大基本原因。
三、自毁名分 致乱之由
c呜呼！幽、厉失德，周道日衰，……然文武之祀犹绵绵相属者，盖以周之子孙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晋文公有大功于王室，请隧于襄王，襄王不许，曰：“王章也。……”文公于是惧而不敢违。……历数百年，宗主天下，虽以晋、楚、齐、秦之强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于季氏之于鲁，田常之于齐，白公之于楚，智伯之于晋，其势皆足以逐君而自为，然而卒不敢者，岂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诛之也。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存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
……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f（摘自《资治通鉴》卷一）。
c毛泽东认为《资治通鉴》“叙事有法”，除了指它“历代兴衰治乱本未毕具”外，更主要的是认为它突出了历代治乱之根本所在，即“治国就是治吏”、“上梁不正下梁歪”。为此毛泽东很欣赏司马光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为起始点开写。这年，周天子命韩、魏、赵三家为诸侯。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当然非乱不可。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么。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你上面的敢乱来，下面为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看来，问题常常是出在上面。但是最要害的是，在封建社会不可能有一种机制保证“上梁”不歪。这才是其痼疾所在。在1975年同孟锦云的谈话中，毛泽东明确指出这点，他说：“皇帝是世袭啊，只要老子是皇帝，儿子再糊涂也得当皇帝，……，当然要闹笑话；……皇帝糊涂当然大臣就胡来，就拼命地搜刮老百姓；老百姓不服就要镇压，那方法残酷得很。老百姓忍无可忍了，就造反，镇压不下去了，就完蛋。f（摘自《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
四、历史的周期率
c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凡昔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守之难乎？盖处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振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f（摘自《谏太宗十思疏》）。
一千多年前，贞观君臣有鉴于隋两代而亡，为求长治久安，对创业难还是守业难的大问题展开了一场讨论。魏征的名篇《谏太宗十思疏》，对于历代兴衰，治乱 — 即历史的周期率 — 的循环韵律，做了相当深刻的分析和概括，但他把跳出周期率的关键归之于君王一人的修养，所谓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c一千多年后的1945年，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黄炎培这一席耿耿诤言，掷地有声。毛泽东高兴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f（摘自《毛泽东读古书实录》）。
从原理上讲，跳出这历史周期率的关键之处在于国体的转换，即由少数人（含皇帝一人）的统治变为多数人的统治。在这点上，毛泽东确实抓住了要害；然而，若无与之相应的可行政体相匹配，则多数人的统治仍是一个虚有其表的国体，仍不免陷入历史的周期率的支配之中。
五、司马错与张仪的争论
c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王曰：“请闻其说。”对曰：“亲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辕缑之口，当屯留之道，魏绝南阳，秦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今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狄之长也。敝名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狄，去王业远矣。”
司马错曰：“不然。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地小民贫，故臣愿从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而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善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四海，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请谒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韩，周之与国也。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则必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固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谓危而不如伐蜀之完也。”
惠王曰：“善，寡人听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侯。f（引自《战国策》“司马错论伐蜀”）。
战国时期，秦国崛起于西北边陲，六国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合纵”叩关攻秦。秦“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横斗诸侯”。在战略方向的选择上，张仪遵从“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世俗观念，言之凿凿，然而，提出的却是图虚名而招实祸的邪理。由此可见，究竟什么是正确的战略方向，并非是显而易见的问题。所幸秦惠王并没有急功近利，而是“南取汉中，西举巴蜀”，开拓和建设自己的战略纵深。经秦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历代君臣励精图治，终于实现了富国强兵。到秦始皇手里，“奋六世之余烈”，东向以争天下，横扫六国，并吞八荒，成就了统一中国的千秋功业。
郑国本是韩国派到秦国的间谍，为使秦劳民伤财，无暇东征韩国，建议秦国凿泾水为渠。工程进展到一半，秦发现郑国是间谍，欲杀之。郑国说：“臣为韩延数年之命，然渠成亦秦万世之利也”。秦始皇不仅支持郑国将浩大工程全部完成，而且命名“郑国渠”，视韩国间谍郑国为秦之功臣。渠成灌溉改造盐碱地四万余顷，“由是秦益富饶”。
多极世界，战国时代，急功近利往往容易图虚名而招实祸。历史上，强国的崛起，无不在战略纵深的开拓与建设上狠下工夫。
六、问民事大
c“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今日地方一有故，内外衮衮诸公，莫不函电交驰，亟问曰：“伤羊乎？”不问民。噫！窃谓今日天下之大局，外人之为患不足畏，可畏者内地思乱之民耳。民之所以思乱者，其故有二，一曰饿，一曰怨。欲一时即使民不饿，谈何容易，故入手办法，当先使民不怨。今民之饿者，新政使之也。民之怨者，非新政使之也。民非怨新政，怨办新政之衮衮诸公将题目认错耳。我朝廷今日亦知新政累民，然有不得不亟亟兴办者，无非为保民而已，非为保外人以保衮衮诸公禄位也。上下果能认请题目，凡办理新政，事事以保民为心，则虽饥饿以死，民又何怨？孟子所谓“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是也。f（引自《辜鸿铭文集》中“不问民”一文）。
孟子有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故自古以来，问民乃为政之首务，不问民乃失政之首误。一字之差，后果迥异，历代皆然。
由问民至为民，则又达一更高境界，国体使然。然欲善为民，先须善问民：其温饱居业若何，其喜怒乐怨若何？故问民事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