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调查研究通讯》No.2001-2
2001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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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四大制约
金凉
在2001年至2050年，如果我国经济能够持续保持5.5%的年均增长率，并设美国同期的经济年均增长率为3.5%；到21世纪中叶，我国经济的总量（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下同）将相当于同期美国的1.5倍以上，我国人均GDP水平为美国同期的35%，高于美国20世纪末的水平［1］。如果其他结构性指标，也能获得相应的改善，届时我国无疑将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代富强之国。
然而，这一过程不会顺利地自然而然地实现，其间必定充满艰难险阻和一系列严峻的挑战。
今后50年，在民族现代化的征途上，我们面临着主要来自四个方面的基本制约：即人均自然资源短缺，结构匹配状况失调。政体改革的有效探索，国内外分裂遏制势力的合流。本文将对此做出简略地分析。
人均自然资源短缺
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都是在一定的资源限制内进行的。虽然技术、工艺和科学的进步可以改变这种限制的程度、范围和形式，但并不能从根本上取消这种限制。在很大的程度上，这种限制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着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活动的类型，并对其生产和消费方式起着最终的制约作用。就此而言，中国面临着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严峻挑战。
中国主要资源的人均占有水平，除钨和衡土较高外，其他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如耕地（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0%）、林地（13%）、草原（33%）、淡水（24%）、煤炭（47%）、石油（32%至64%）、水能（61%）、铁矿（48%）、铝（33%）、铜（29%）等，人均占有水平仅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3（上述十种资源的人均占有水平的中位数）。
另一方面，我国资源的质量较低，且退化严重。例如我国缺少高品位的大型铜、铁矿，煤的含硫量高，石油是重质稠油。又如我国草场退化严重，退化率在80%以上，经过改良的人工草场不及草场总面积的2%；森林质量低，中幼林和疏林地比重大，耕地的土壤流失面积已达6亿亩，被污染的土壤近4亿亩；全国受到各种侵蚀、导致国土资源退化的面积已近我国陆地总面积的近60%。即国土资源的生产力和价值不高。
这种状况与未来五十年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形成巨大的反差。现以能源为例，来做些具体的说明。在2050年，我国经济总量相当于美国的1.5倍以上，人均能源消耗不低于3吨标准煤，全国能源消耗总量近50亿吨标准煤，为目前我国实际水平的5倍左右，相当于20世纪九十年代美国的2倍左右。如我国原材料的人均消耗以美国九十年代人均消耗水平的30％至40％计，则2050年我国能源原材料消耗总量大体上相当于美国的2倍。目前美国以不到世界5％的人口，消耗了世界30％左右的商品资源；那么，根据上述计算，2050年我国各种资源的消耗量将相当于目前世界供给总量的60％，相当于目前占世界20％人口的发达国家消耗总量的75％。
谁来（以现代生活方式）养活中国？
结构匹配状况失调
我国的资源、人口和生产能力的结构匹配状况趋于恶化。若从黑龙江黑河至云南腾冲划一直线（简称黑腾线），该线两边的面积大体相等，但是，大约90％以上的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集中在该线以东地区；而一半以上的资源（如光、热、林草、钾盐等），特别是能矿资源大部分布在此线以西地区，而其人口和工业加工能力所占比例不足10％。以此观之，有半个中国尚处于待开发状态。
这种资源、人口和生产能力的结构分布失调，导致资源的可及性下降，长途陆路运输的成本高昂，使很多资源丧失经济利用价值，使我国人均资源实际可得的占有水平进一步下降；最终有可能使我国在未来50年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变得可望而不可及。因为当我国资源消耗总量达到目前美国两倍左右的时候，企图走日本的老路――主要能源和原材料全部进口、然后加工出口，是根本行不通的。否则，世界的初级产品和制成品贸易市场必将面临灭顶之灾。
我国人口、资源和生产能力区域结构不匹配，长此以往，进一步形成资源配置的四个严重的结构性缺陷，这已经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发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第一，东西部发展差距拉大：东部经济越发展，西部人口越向东部流动，西部资源越得不到开发，生态环境越发恶化，人口越向东部流动。第二，城乡居民收入环流脱节：东部人口越密集，大规模城市化成本越高，导致城市化进程越发滞后；广大农村居民的收入难以提高，东部工业生产能力更加过剩，只能越发依赖国际市场。第三，国内总需求不足：目前我国全社会投资总额三万多亿元，倘若今后每年投资增长率为5.5％，到2050年，当年我国投资总规模将达43万亿元；50年累计投资738万亿元。没有超常规的城市化和超常规的资源开发，东部沿海的轻型加工业找不到如此巨大而有利可图的投资项目。第四，农业产业危机加重：我国是农业大国，却不是农业强国，根本原因是人口密集的发达地区，农业经营完全没有规模经济。加入WTO后，我国工业再不行，还可以给跨国公司打工；而我国农业则注定缺乏国际竞争能力。
这四个结构性缺陷相互作用，会使整个资源配置结构的整合能力进一步减弱，甚至会使保持经济发展势头的短期努力，处于捉襟见肘的两难境地。
政体缺陷 不容忽视
根据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提供的资料表明，在1986年至1995年的十年间，我国国有资产流失超过5000亿元，其中一半以上与合同诈骗在内的违法合同及合同纠纷有关。这里有的是因为合同当事人素质较低，受骗上当所致；而相当一部分则完全是合同双方恶意串通，如经办人员抬高合同标的，收受回扣；还有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达到通过合同侵吞国有资产的目的，故意在合同丧失诉讼时效后再起诉，或者贿赂对方经办人员，让对方"自愿"败诉，然后私分国有资产。如计入近四、五年的损失，各种类型的国有、公有资产损失可能在两万亿元左右。
如今的腐败犯罪，涉案人数较八十年代相比有大幅度地增长，犯罪分子的职务级别越来越高，最近已发展到了国家领导人这一级别。据统计，从1993年起，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处案件年均递增9％左右，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官员数目年递增12％左右。九十年代共有3万多名地厅级以上的官员、90多名省部级以上的高官因腐败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全国检察机关从1990年至1998年共受理各类腐败案件110余万件，立案50多万件，涉案犯罪分子达60多万人；其中，厅局，省部级干部腐败犯罪的发案例明显增高。与此同时，涉案金额越来越大，几百万、几千万已屡见不鲜；成亿、成十亿乃至百亿元，也时有披露。九十年代腐败案件中的另一个特点是窝串案增多，一挖一窝，一牵一串，令人瞠目结舌，有时甚至令人难以置信。如广东湛江一案，涉及金额上百亿元，涉及官员上百人。
通过近年来发生和处理的腐败案件不难看出，在政法队伍中存在着严重的有法不依、循私枉法，办人情、关系、金钱案等腐败现象。司法腐败的严峻形势，迫使政法机关不得不于1998年初春展开声势浩大的教育整顿、惩治司法腐败的专项治理活动，并启动以审判与检务公开为内容的"阳光工程"。另一方面，我国贫富差距拉大，两极分化趋于严重，黄赌毒黑，沉渣泛起，社会治安形势十分严峻。
实际上，行政、司法和吏制中的腐败现象蔓延和社会上的各种丑恶现象卷土重来，皆为一个更为基本问题的两个侧面：即政体的代谢机制退化、失调，并引致对国体的侵蚀。所谓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不流之水必腐，不户之枢必蠹。
政体退行性病变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社会的整合力和凝聚力趋于下降，当这种病变积累到相当程度的时候，社会的向心力将趋于瓦解，而社会的离心力和对抗势必加剧。这种状况很难适应我国今后社会经济发展现代化的要求，甚至会危及到社会的基本稳定。
国内外分裂、遏制势力的合流
1999年5月8日美国轰炸我驻南使馆，而后李登辉抛出"两国论"以及所谓的"七板块论"，台独分子陈水扁上台，显示了这样一种态势，即国内外的分裂势力和国际上的反华势力紧密配合，不断根据情况，变化自己的策略，以求对中国分而治之。联系到达赖集团的各种活动和近年泛突厥主义的兴起，分裂和反分裂的斗争局面趋于复杂激烈。
世界上总有那么一小部分人看到中国的发展就不舒服，就如丧考妣，必欲分之而后快。善良的中国人对此总是困惑不解：我们靠自己，日子过得好一些，招谁、惹谁了？这倒底是怎么回事呢？美国斯坦福大学和美国参院远东战略研究所的两位研究人员的一段分析，说得分明：
"中国大陆兴起所代表的意见远比日俄战争的意义更大。因为中国大陆有可能做到日本绝对作不到的事：不被最强大的西方国家击败；而且出现工业革命之后第一个非西方的世界最大经济体系。而且，中国大陆没有经过所有西方列强都经过的初期对外掠夺的原始资本积累阶段。对某些受到西方经济支配的国家而言，不论中国大陆的内部人权如何，她仍是唯一例外的正义的经济发展。这标志着，西方数百年来对世界军事与经济支配力的结束；随之西方也会失去舆论与意识形态的支配力。既然同属西方文明的国家也是各有立场的，中国大陆甚至不用提出新的舆论及意识形势，只要用西方同样的话语来维护自己以及第三世界的立场，这就足够令西方头痛的了。无论如何，只要中国大陆能抵档西方的军事、经济与舆论的支配，这个世界的许多角落又会发生一次人心的重大变化。
中国大陆由经济带头的现代化必然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事件之一，她所造成的潮流改变是难以想像的；有远见的西方人希望这个潮流能够流向世界共利的方向，而肤浅的西方人则急急惶惶地企图阻止这个潮流。
假如无法使中国大陆的经济不再迅速成长，美国即会设法限制中国大陆的政治、军事、以及经济影响力。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围堵，只是改用'交往'这个词来掩饰而已［2］"。
话说到这份儿上，就什么都明白了。原来，善良的中国人还真的"招着谁"、"惹着谁"了。那些横行霸道世界一、二百年的西方列强，对于这么一个不听招呼的中国、不愿被任凭欺凌的中国，岂能容之。而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原来不过是对"世界霸权"不买帐的代名词。在当前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值得我们高度警惕和防范的是所谓的"人道主义国际干预"，其实质不过是臭名昭著的"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现代版本。本文的附录对此给出了一个绝妙的注释。
总之，这场分裂和反分裂、遏制和反遏制的斗争不仅远远没有完结，它势必要贯穿中国现代化的全过程。
小 结
在走向现代化过程的成热阶段时，资源短缺和结构失调是我国无法回避的严峻挑战；如果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超过某一临界状态，势必会对政体改革的有效探索和国内外政治环境产生更为不利的影响。例如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已经酿成趋于严重的社会问题乃至局部的政治问题，这无疑会给国内外的分裂遏制势力提供可乘之机。少数人通过不正当或非法手段牟利，是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东西部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在更广泛的范围愈趋明显。我国西部是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地区，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和贫富差距都会在这些地区的基层集中地表现出来，从而对民族团结和边疆巩固发生更深一层的不利影响；乃至发生动摇国本的振荡。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就是中华民族无可回避的抉择。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消除这些基本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必将实现历史性的跃迁，中华民族必将再次站到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附录：西方人权、民主和法治的"精义"
从前中国强盛的时候，中国商船到印尼摩鹿加群岛去买丁香或以物易物；然后，航海回国卖掉高利润的丁香。即使一手捧经、一手持剑的阿拉伯人也是依循同样的模式。但是，中国商人和阿拉伯商人都太"笨"，他们不懂经济学的道理，相比之下，欧州商人"聪明"多了。
丁香在欧洲更是昂贵。在重利的驱策下，荷兰商人终于找到了丁香的故乡，而且发现某一小岛产的丁香品质最好。荷兰人于是砍掉所有其它岛上的丁香树，大大小小一株不剩。然后，在日本雇佣兵的帮助下，荷兰人把生产最优质丁香树的全体岛民约1.5万人杀得一个不剩。然后，荷兰人从其他的岛上运来奴隶种植与收采丁香。
有人一定觉得奇怪，何必这么费事，用原岛上的人作奴隶不就成了。这就难怪你是被殖民帝国欺压的人，实在不了解西方文明的精义。对此，可稍作说明：任何懂得"法治"的人都知道，荷兰人那样作是最有利的。因为他们消灭了所有对该岛拥有合法主权的人，甚至不留后代继承人。于是，只要荷兰人是执法者，便永远没有原住民能够合法地要求取回小岛的所有权。"对弱国作一次大大非法的事，以树强国长久合法之基"，这就是西方"法治"的精义。法治与民主的最重要意义是保障自己的国民，能够充分地自由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从而使整个国家富强起来。荷兰人当然不能随意杀害荷兰人，但是，杀印尼人就是另一回事了。要推行这种独特的民主与法治，必须有种族优越感作为搭配的论据。否则，真的死板地依照"天赋人权说"，荷兰人就不能杀掉全岛的印尼人，那岂不是有损经贸利益。
这不是孤立的现象。在西方列强中，高喊民主、人权、同时剥夺"低劣人种"的人权，是一件相当普遍的现象。这也不是过去的事。直至六十年代，在美国南方仍有州长依照法律规定，决定不以杀人罪起诉杀害黑人的白人。而且还有人用大脑皮层的差异，"科学"地论证黑人低劣，所以应该继持法定的歧视。当是时也，美国已经行宪近二百年矣。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尽管有联合国宪章的堂皇宣示，西方列强仍然想继续在远东的殖民主义地位；于是战火遍及东南亚。但数以万计的"优秀人种"的法军在奠边府被歼或被俘，大致结束了武力殖民的阶段。但是没有西方人会轻易放弃既得利益；西方转而使用其他的优势继续进行操控的企图。西方的优势仍旧包括武力，但是常用的是经济与舆论方面的优势。
资本经济是由资本强大的一方控制的。西方国家经过长期的掠夺积累阶段，所以占了资本的优势。此外，在科技与资本经济的运作技巧方面也占优势。经济优势足以收买远东国家的资本家，甚至政客。舆论优势可以麻醉被操控的大多数人；有时，也包括一些"学者"、"专家"。
以香港为例，它虽是英国皇冠上最闪亮的宝石；不过，香港人却不是英国统治区内最闪亮的人民。香港人应该很清楚英资企业在香港有多少特权；但从未听说美国抱怨过这些违反了"自由经济"原则。最先实施近代民主政治的英国人，一直到了香港快要归还中国的时候，才似大梦初醒般发现要多给香港人一些民主。这基本就是因为：武力手段已不能用于中国，资本手段也因中资实力大增而运用日渐不灵。于是，创出一个"舆论战场"，作为最后利益争夺的工具。基于吉普林的"白人共利"原则，没有人会感到美国对英国的支持是意外的事。你也不会感到奇怪，在英国人治理的时候，美国人为什么不支持香港人对英国争民主。
西方人真正想说的是：因为东方没有优越的理论，舆论或价值观，所以东方只有听西方的。
实际上，计较理论或舆论是否优越，是社会达尔文殖民主义的思维，不合普世人权原则。因此，应该坚决反对的是：以文明、舆论或价值观优越为口实而实行对他人进行支配和控制的企图及行为［3］。
引文和注释
［1］根据世界银行：《1998/1999年世界发展报告：知识与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2月），1997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美国人均GNP为28740美元（1997年价格，下同），中国为3570美元；中国GNP总额为43825亿美元，美国GNP总额为76901亿美元，前者相当于后者的57%。1998年、1999年、2000年：中国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7.8%、7.1%和8.2%，美国分别为3.5%、4.0%和5%；则至2000年底，中国的GNP总额为54747亿美元，美国为87329亿美元，前者相当于后者的63.3%。
在今后50年，如中美两国的年均增长率和正文中假设的一样，则至2050年年底，中国的GDP总额为796128亿美元，美国为487726亿美元，前者相当于后者的1.63倍；届时中国人口以16.5亿计，则是时中国人均GNP为48250美元，同期美国人口以3.6亿计，则是时美国人均GDP为135480美元，前者相当于后者的35.6%。
［2］［美］吴宇仁、张有翰："台海雾迷"，《时事特刊》1999年第10期（总第236期A卷、B卷）。吴宇仁：台湾东吴大学政治学院教授，现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从事教学研究及时事评论工作；张有翰：美国斯坦福大学政治学博士，亚洲问题专家，现任美国参议院《远东战略研究所》研究员。
［3］附录内容全部从［2］中摘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