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调查研究通讯》No.2003-12
2003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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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在哪里？
薛玉炜 柯堤
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农村生产力落后、农民的生活明显低于城镇居民，这是我国"三农"（农业、农村、农民）的基本状况。近几年来，三农问题已成为中央、政府工作的重点，提出要更多地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 [1] 。学术界也对三农问题投入了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已成为对三农问题的共识。
尽管近几年来世界经济增长乏力，我国经济仍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为什么三农问题在此阶段的中国显得如此的突出？其根源何在？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在哪里？
本文试图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框架内，从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流程的角度，剖析上述问题。
我们认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局。随着经济20多年来的高速发展，我国的经济总量得以大幅度的提高，经济结构内部正发生着本质性的变化，尤其是消费结构的变化正面临着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之中，而同时供给结构的变化却相对滞后，这种变化过程的差异是由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所引致的。而农业、农村和农民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不同步的焦点处，这是为什么三农问题在现阶段显得十分突出的经济根源。
三农问题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一直存在，只是在近阶段显现的尤为突出。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温铁军做过一定的分析，认为两大基本矛盾是制约三农问题的核心，其一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第二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2]。从目前我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来看，这种总结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应该指出的是，从我国可利用资源的状况看，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受制于人水关系的高度紧张，后者才是我国的基本国情矛盾。
在现有的经济发展方式中分析我国的三农问题，受制于制约三农问题的两大基本矛盾，由此推论三农问题只能缓解而难以解决，并不是一个过于消极的结论。解决三农问题，关键是要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变化格局，把握我国经济结构中正在发生的本质性变化，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跃迁。在经济发展方式跃迁的过程中解决（而不仅仅是缓解）三农问题。
一、"三农"面临的困局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在经济层面上主要体现为农民收入的增长缓慢以及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的不断扩大。
1、现实的图景
农民的收入问题体现在四个层面[3]：第一，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明显下降，1997年至2000年连续四年收入的增幅持续下降，这是自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从未出现过的严峻局面；第二，农民来自农业的纯收入的绝对额在1997年达到最高值后开始下降，即使到2002年也未恢复到1997年的水平；第三，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在扩大，2002年第一次突破3∶1的警戒线；第四，城乡居民的消费差距比收入差距更为悬殊。
图1和图2给出了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对比的现实图景。在图1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的绝对量（不考虑价格因素）的增长曲线在1996年产生了拐点，由高速增长转为平缓增长。其主要原因是纯收入中来自农业的部分在1997年达到最高点后开始下降，虽然2001年和2002年有所反弹，但仍然未能恢复到1996年的水平；1997年后农民家庭纯收入中来源于第二和第三产业的份额是主导纯收入增长趋势的唯一力量；而1997年前主导农民家庭纯收入增长的第一产业纯收入突然失去了增长的动力。
图1： 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变化及来源结构的变化。数据来源：1996
年--2002年《中国统计年鉴》 ，《2003年中国统计摘要》
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对比的角度上，图2给出的图景表明，1997年开始，趋势的对比明显不利于农民家庭，是三农问题在这一阶段现得尤其突出的原因之一。1979年至1989年期间，城乡居民家庭收入增长的主要趋势保持一致，表现为期初超高速增长后的逐步下降，农民家庭收入增长率大多数年份高于城市家庭。1990年至1997年期间，两者的变化趋势基本保持一致，表现为1988年和1989年分别负增长后的恢复性增长，但在大多数年份城市家庭收入的增长率高于农村家庭，趋势已经开始朝不利于农民的方向发展。但趋势的对比在1997年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城市家庭收入的增长率表现为主要的上升趋势，且增长率的绝对值已经超过了1978年以来的平均水平，而同时，农民家庭的收入增长率则反向运行，表现为持续四年回落后的恢复性增长，且增长率的绝对值仍低于1978年以来的平均水平，而且，除1997年外，城市家庭收入的增长率均高于农村家庭，差距在逐步扩大。
2、收入流程的三个阶段
分析农民家庭纯收入来源变化的流程，有助于对三农问题（特别是农民家庭收入问题）所面临的困局的理解，也有助于观察我们正面临的一个全新的格局。从农民家庭收入增长来源的角度划分，1978年以来，农民家庭收入流程的变化经历了三个阶段。
图2：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指数的比较。数据来源：《2003年中国统计摘要》
第一阶段始自1978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农民被体制约束的劳动生产积极性极大地迸发了出来，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随着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农村的推广，到1985年，农业生产体制改革所带来的体制效应在全国农村基本实现。在这一阶段，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来自农业的收入是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动力源；由于当时我国仍处于农产品供给短缺的阶段，所以农业生产不存在需求的边界约束，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基本上是同步的。
第二阶段开始于1985-1986年，在1997年左右基本结束。在这一阶段农民收入增加的主要动力由单一的农业收入转变为农业收入和乡镇企业收入两极。
经由1978-1985年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农民通过农业生产提高收入水平的努力受到了土地规模的约束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因素的制约，农业劳动力出现剩余。在此阶段，农民通过农业生产获得的收入的增加，一方面来自农产品产出的增加，更主要的是依赖农产品价格的提高。但是，经过上世纪90年代中期几次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我国的农产品价格水平已接近、有些品种已超过了世界农产品价格水平，这就使得依靠农产品价格提高实现农民农业增收的模式失去了增长的动力。
从农产品的需求上讲，随着收入的增加，我国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几乎是逐年下降并呈加速态势。城市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由1978年的57.5%下降到1993年的50.1%用了16年的时间，而下降到2000年的39.2%仅用了7年的时间；在此期间，农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也下降了基本相同的18.6个百分点。这是随经济发展和收入提高的一个必然结果。随着恩格尔系数的下降，收入对农产品需求的弹性系数也随之下降。因此，农产品生产不仅面临着世界农产品价格的约束，同时也面临着消费需求的约束。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在1997年达到最高值后，来自农业收入的增长嘎然而止。
乡镇企业的兴起是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的又一个创举。在这一阶段，乡镇企业在原乡村企业的基础上快速发展，从"三分天下有其一"到占有"半壁江山"，吸纳了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成为了此阶段农民收入增长的另一主要动力。但是，其就业人员数在1996年达到13508.3万后开始下滑[4]，2002年仍未恢复到1996年的水平，这就使得在1997年前后农民收入失去了另一增长的动力。
乡镇企业发展乏力的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方面的原因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格局的转变，受制于需求的约束，经济发展由低水平的数量扩张转向更注重环境的发展方式，期间实行了环境治理、大力治理压缩五小企业等措施，乡镇企业的发展受到了经济发展环境的制约，其发展的空间被大大压缩了。以原煤生产为例，在乡镇企业发展的高峰期，国家、地方和乡镇煤炭生产的比例达到了2：2：6，经过治理整顿，现在的比例为6：2：2。
另一方面的原因更不容忽视[5]，1994年乡镇企业高速增长的停止和1997年乡镇企业就业人数的下降和国际需求的变化密切相关。1994年，机电产品替代了劳动密集型的轻纺产品（乡镇企业的主要产品）成为我国出口创汇的第一大产品；为应对欧盟而成立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使墨西哥替代中国（包括香港、台湾）成为美国纺织品的第一大供应国；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导的中国乡镇企业的外部需求拉力消失了，其高速增长的动力也就消失了。
第三阶段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伴随着农业和乡镇企业逐渐失去增长的动力而展开的，其特征是数以百万计的农民以极大的热情拥向城市，特别是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寻求新的收入增长源。"民工潮"是当时媒体铺天盖地报道的焦点。虽然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但现在每年有8000万到9000万农民外出务工经商是官方和研究人员认可的数量范围。现在，农民外出务工经商的收入已成为农民收入增量的主要来源，我们在湖南省的调查表明，农民外出的劳务收入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2001年达到了50%，2002年更是高达75%[6]。我们在中西部其它几省的调查也有类似的结果。
二、现有政策措施的有效性
应对三农问题面临的困局，当前的政策思路是：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框架内，实施三类基本的政策措施，一是土地承包政策，二是减轻农民负担，三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结构性调整。
土地承包政策的核心是"三十年不变"。在此基础上，强调农民的土地权益、农民生活的基本保障以及作为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对于土地承包政策功能的认识，许多学者强调的是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和生存保障功能[7]，"在这种以土地为中心的财产制度的创新中，政府在放弃对农村土地和其它资产控制的同时，也放弃了对占中国人口70%左右的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这也是此项政策开始实施过程中的现实。但是，现实的状况是，有关的农户调查显示[7][8]，上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连续几年出现了农业劳动力和资金的投入产出是负值；最近两年我们在多数中西部省份的调查也表明，这种现象持续发生，地方官员将这种现象称为种地是"花钱锻炼身体"。当对土地的投入变为负效益成为普遍的常态时，土地的社会保障和生存保障功能何以实现？因此，在当前的状况下，秦晖教授的研究有一定道理[9]，即当前土地政策的主导方向应是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土地政策的现实有效性体现在"最低权利保障"上。
减轻农民负担的具体措施是在农村实行税费体制改革，其政策空间是约300亿到400亿的农民负担。税费改革是历朝、历代政府面临的难题，当前的税费改革需要实现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基层政府建设问题，二是基层公共财政体制建设问题。简单地说，就是解决现有基层公务人员的出路和吃饭问题，尤其是700万乡村教师的吃饭问题，以使得在税费改革的过程中，保证乡村教育不受太大的冲击。因此，税费改革是一个过程，在这个以减轻农民负担为中心的过程中，农民无疑是会受益的。但这只是一个一次性的过程，当这个过程完成后，对农民的生产与生活而言，它就变为了一个常态。税费改革的现实有效性在于它对缓解三农问题严重程度的积极意义，但难以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问题，因为它并未解决农民增收的问题。
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结构调整的基本思路是，在现在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范围内，从生产、加工、地域方面，在种植业中进行品种的优化，在种植业、畜牧业、水产养殖业中进行调整，在农村内部进行产业的调整，并通过推进城镇化来转移农村人口。其实，近若干年来，我们一直在通过市场来进行农业内部的调整，实践的经验表明，这种调整在局部往往是有效的，而其对在全局意义上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性尚未有有力的证据。大力发展农村第二产业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变，这一点在'三农面临的困局'中已有叙述；而在农村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一方面受到农民家庭收入增长缓慢的限制，另一方面也受到第三产业发展特性的约束。在现有农业和农村内部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已经十分狭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现在在农村的工作，以上的政策措施在缓解三农问题的严重性上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可以为寻求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和手段提供时间和空间。
三农问题已不仅仅是农业和农村的事情，它是关乎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全局性的关键问题，是中国实现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性问题。协调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关系，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但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中国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环境正在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发现影响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寻找协调城乡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在发展中解决中国所面临的三农困境。
概言之，我们现行的农村政策必须从农村人均二亩地的小农思想的局限中解脱出来；由此，才能为根治"三农问题"开辟出一个全新的天地。这里顺便说一句，现在被炒作得很厉害的"黄宗羲定律"实际上只是古代小农社会的一个现象，对于现代社会，这个定律早已过时，没有什么价值。
三、变化的大格局
中国经济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过的大变局[10]。一方面，消费结构已经和正在向中等发达国家的消费结构跃迁，供给结构和就业结构也正在做相应的转变；另一方面，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和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总量中份额的提高，以无限供给廉价劳动力为竞争优势、以大进大出的加工制造业主导的高速增长方式，正面临向以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拉动增长模式的转变。这一转变过程中的焦点是三农问题，即中国农业的出路在哪里？农民在哪里就业？其收入增长的来源是什么？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正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即从工业主导的高速增长转向以加速城市化为轴心、从出口导向转向国内市场需求拉动，从而带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现代化进程；在实现这一过程中，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三农困局也将得以彻底解决。
1、中国农业大变局
我国农业产品的供给越来越多地受到了需求的约束，一方面，需求的约束来自恩格尔效应，即随着恩格尔系数的下降，收入增长对食品需求的拉动作用在降低，而我国城乡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逐年降低并呈加速的态势；另一方面，农产品消费结构变化带来的需求约束，则将根本性地改变我国农产品的供给结构和生产方式，这是我们必须直面的农业大变局。
图3 ：我国粮食消费中直接食用部分的变化。直接食用量不包括工业用粮、加工食品用等。图中数据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2003年《中国统计摘要》中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购买的粮食数量、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消费的粮食数量及市镇人口、乡村人口计算所得。
我国粮食直接消费量的变化过程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上升趋势转为持续的下降过程，这一趋势在1996-1997年左右得以加强，并在本世纪开始加速（见图3）。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表现出几个根本性的变化特征：（1）全国粮食直接消费量在1990年达到最高值的2600亿公斤后，经过1991-1993年的反复后开始持续下降；（2）更为关键的是，农村粮食直接消费量在1993年达到最高值2266亿公斤后，开始持续下降；（3）全国粮食直接消费量同农村粮食直接消费量的变化高度相关，因为城市粮食直接消费量同农村粮食直接消费量相差一个数量级。
与此同时，我国人口直接食用的肉禽蛋却从1978年的88亿公斤一路攀升，1998年就达到了310亿公斤的水平，相当于1978年的3.5倍，年实际增长率为6.5%。
我国农产品的这种需求结构的变化表明，我国几千年来以种植一年生粮食作物为主的农业面临着一个大变局，即"人畜不同粮"和畜牧业为主的新格局即将来临。从需求变化的趋势上讲，2030年前后，我国人口总量将达到16亿左右，如果全国平均每人每年直接食用粮为100公斤（1998年为200公斤），全国口粮直接消费总量在1600亿公斤左右，比1998年的水平要减少900亿公斤；如每人每年直接消费肉禽蛋达到80公斤，总量将达到1280亿公斤，若仍沿用"人畜同粮"的旧格局来应对，以平均3.5比1的粮肉（含禽蛋）比估算，需新增粮食产量3400亿公斤；增减相抵，需新增加2500亿公斤的粮食产量。以现有格局的农业供给方式来应对需求结构的变化，将使得在现有20亿亩耕地上的人地紧张关系更加恶化，同时我国加速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努力将受到来自土地供给方面的强约束。
从资源的角度讲，我国农用土地中，草地比重最大，面积约60亿亩，占世界草地总面积的15%（高出我国现有耕地相应比例一倍以上）。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粮食直接消费的减少和肉禽蛋消费的增加，我国耗粮较多的猪肉占肉类的比重，已经由1978年的90%下降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70%，1998年再降为66.5%。新增肉食的大部分，是可以用饲草喂养的牛羊肉。这种农用土地资源结构和变化着的人民食物结构表明，中国农业生产结构的历史性转折就是要充分利用我国的优势土地资源来满足不断变化的人民食物结构的需求，可以充分利用广阔的草地资源提供充足的饲草，直接喂养食草牲畜；而不需要先种粮食，后加工成饲料，再去喂养高耗粮的肉猪。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要想在2030年左右成为农业强国，一个重要的结构性指标就是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要达到50%以上。从近20多年的趋势看，这一点是可以实现的。
从地域分布上看，我国的天然草场大部分分布在西北地区，其目前产能有限的根本原因，在于历史上由于人粮关系紧张导致的不当开发。虽然现在状况开始有所改观，但要达到其潜在的生产能力必须解决西北地区面临的水资源短缺的约束。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人地关系紧张的根源是人水关系的紧张，是水资源地域分布的不均衡。我国的西北部地区可以利用的低海拔平原国土资源，要远远大于我国目前人口最为集中的、主要分布在东部的100万平方公里江河冲积平原，且其平坦程度、光热资源、风能资源都大大优于东部平原，但其开发利用受到水资源短缺的限制。在那里，相对于有限的水资源，土地（含耕地）供给是无限的。因此，更广义地讲，人水关系的紧张、水资源地域分布的不均衡才是我国的基本国情矛盾。
由此，引西南富裕之水造西北塞上江南，早已是众多有识之士的共识[11]。如此，将彻底解决我国人地关系紧张的局面，同时，也将解决东部发达地区加速城市化进程所面临的土地资源紧张的约束。而城市化进程又是我国农业实现历史性转折的必要条件。
2、城乡关系大转换
没有城乡关系的大转换，我国农业实现历史性的转折就难以实现。换句话说，在旧的城乡格局之中，大多数人住在乡村里、挤在农业上，这个农业大变局是不可能实现的。实际上，"人畜同粮"的农业旧格局，与上述的城乡旧格局，其实根本就是一件事情。
不实现城乡关系的转换，前面所述的食品需求的新格局就难以形成，农业供给的新格局也就无法确立起来、并保持下去。这里有两层含义，其一，从供给的角度上，大宗农产品的商品化率决定着生产者的现金收益水平（在生产者可以接受的价格水平上）、和其持续发展的基础。我国的粮食商品化率常年保持在30%-40%的水平，这同我国的城市化率基本相当，对于粮食这种特殊的农产品而言，在如此低的商品化率下尚能维持生产的根本原因，是因占全国60%以上的农村人口吃饭之所需。而对于肉禽蛋等高收入弹性食品而言，其持续发展的基础如果仍然依靠生产者自用来支撑显然是不可能的，它必须依靠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的需求来拉动。否则，在城乡关系依旧的前提下，大力发展节粮型畜牧业的举措，必将导致我国农畜产品市场的过度竞争进一步加剧。第二，从需求的角度，提升高城镇人口的比例，是快速提高对收入增长反应敏感的肉禽蛋农产品消费需求的关键。以2000年为例[12]，城镇人均肉禽蛋消费量为39.3公斤（加上水产品为51公斤），农民人均肉禽蛋消费量为22公斤（加上水产品为25.9公斤），这就是说，每减少一个农村人口、增加一个城镇人口，肉禽蛋和水产品的直接消费量增长近100%，提高17.3~25.1公斤。
由此可见，实现农业格局的大转折不仅仅是农业内部的事情，而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农民问题；实现农业格局的大转换，也绝不是使现有多数人口仍旧滞留在农村，让他们拥有更多的农牧产品供给潜力。只有通过城乡关系的大转换，大幅度转移农村人口进城，使其进入新的高收入流程，才能打破低收入水平下形成的农牧产品的需求制约，也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和三农问题。
3、新格局下发展的动力
大幅度转移农村人口进城，就必须加速城市化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我们面临着两个基本的问题：其一，加速城市化的动力是什么？第二，大量新增加的城市人口的就业机会在哪里（尤其是我们已经面临着沉重的城市就业压力的前提下）？
我们认为，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逐步调整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由出口导向向内需拉动转变、由加工制造业主导向城市化进程带动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格局的这种改变，不仅仅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影响增加、世界经济发展环境变化的必然结果。
首先，以出口导向的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的制约。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大大压缩了我国劳动力密集型乡镇企业的生存发展空间，如果欧盟也通过东扩将其垂直分工体系从亚洲搬回欧洲，就很可能对中国经济产生类似的负面影响[13]。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影响的增加，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加，这对我国出口经济的负面影响不言而喻。第二，国内需求的主体是城市消费人群。以1996年至2000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类比较看[14]，县以下乡村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所占的比重仅为25.8%-26.4%，且仍然处于下降的趋势之中，这一比例与城乡人口比例呈明显倒挂状态。如果计及在住房、能源、交通、通讯、教育及其它服务业上的消费，城乡消费需求的差距会更大。第三，轻型出口加工工业本身具有三个互为因果的排斥城市化的产业特征：即流动不定的民工潮、农村工业化和第三产业不发展[15]。
由此可见，以城市化带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内在需要和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历史性选择[16]。大规模的城市化和高水平的城市生活，将为内需发展型的资源工业提供巨大的发展机遇，后者将为前者的水、电、气、热、冷等物质需求提供坚实的基础；资源开发工业将替代出口导向的轻型加工制造业，成为内需拉动型发展方式下工业发展的主角，而资源开发工业与城市化两者本质上就是不可分割、相辅相成的。第三产业的发展与城市化进程有着天然的、密不可分的联系，第三产业将成为吸纳大量新城市人口就业的主体。
四、新流程分析
城市化的加速必然伴随着大量的农民的进城（这一趋势已经发生），但这仅仅意味着就业地点的变化，进城并不意味着定居。从进城到定居是一个过程，是就业、消费、居住流程的一个转变过程，只有农民真正融入城市高收入流程，才能真正完成从农村居民到城市居民的转换，才能形成新的农牧产品消费格局；也只有如此，才能达到减少农民，并通过农业生产的大变局，提高从事农业生产居民的收入，从而解决三农问题。
自1978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民自发的经济行为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兴起、
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对于解决我国的吃饭问题和农村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近十年来，农民又以极大的热情涌向城市，这又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从经济意义上讲，农民的这些自发行为都是在一定社会经济环境下寻求收入提高途径的选择，而这一次的选择又将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呢？
1、特征产品分析
从经济发展的普遍意义上说，一个国家的发展状况可以用其国民基本生活消费品的状况来衡量。下面我们从国际比较的角度分析，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在吃、用、住特征产品上的发展趋势和发展空间，以及其在生产、消费上的城乡分布。
食物用畜。这一趋势在前文已经进行了分析。美国目前人均年消费64公斤粮食、113公斤肉、251公斤奶和18公斤蛋，而目前我国人均年消费粮食近200公斤，人均占有40公斤肉、6公斤奶和17公斤蛋。从人均消费量的比较来看，其发展的空间十分巨大。从畜产品生产、消费的主要部分看，是生产在乡、消费在城。畜牧业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城市化的规模和水平。
生活用能。日本目前人均能源消耗为4吨标准煤（美国为10吨），人均电力消耗为8000度（美国为12000度左右）；而目前我国人均能源消耗为1吨标准煤，人均电力消耗为1000度左右。目前，我国电力消耗的主体是工业生产用电，今后居民生活和商业用电将与工业生产用电并驾齐驱。就能源产品的主体而言，是生产在城、消费在城。生活用能的水平与城市化紧密相关，而电网和电力供应也只有在城市中才能获得足够的规模经济。
居住在城。到2030年，我国将有50%-60%的人口居住在城镇，其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也将达25平方米左右，而且供水、供电、供热、供冷、供气、有线电视、通讯在城镇中也将得到较高水平的全面普及。就城镇住宅产品而言，也是生产在城、消费在城。
进行特征产品分析的意义在于，如同食品用畜趋势的形成和发展将带来我国农业生产的大变局一样，生活用能和居住在城消费趋势的形成和发展，表明以加速城市化为特征的内需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下，经济增长的动力在那里。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农民从进城到定居的过程，是从"食物用粮、生活用柴、居住在乡"向"食物用畜、生活用能、居住在城"的一种全方位的大转变。
2、产值就业份额定律：在哪里就业？
配第-克拉克法则反映了国民经济三大产业产值与就业关系推移的规律，它表明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产业的增加值和就业人员在第一、二、三产业间的转移。产值就业份额逼近定律实际上是配第-克拉克法则的极限形式，这一定律表明，随着经济发展阶段进入发达水平之后，国民经济三大产业各自的产值份额和就业份额趋于相等[17]。我们还可以得到这样的推论，即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产值和就业份额在国民经济三大产业间的转移是逼近配第-克拉克极限形式的一个过程。同时，配第-克拉克法则得以产生作用的隐含前提是，在产业结构由低向高的变化过程中，必须伴有相应的城市化进展。
比较我国1980年-1999年经济发展过程的结构数据和国际参照系数据表明[18]，当我国人均GDP从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下中等收入国家时，城市化进程的滞后程度，不仅没有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而缩小，反而由1980年的11.8%扩大到1999年的36.9%，呈现不断扩大的态势，平均每年扩大一个百分点。其带来的直接影响是产值就业结构的偏差，在产值份额偏差中直接体现为第二产业的产值份额持续明显偏高（1999年偏高44.5%），第三产业产值份额持续明显偏低（1999年偏低50.8%）；在就业份额偏差中最主要的是体现在第三产业就业份额明显偏低（1999年偏低22%）。以1999年我国第三产业年底实际就业人数18987万人计算，第三产业少吸纳就业4177万人。
根据产值就业份额定律及其推论，以及我国目前产值就业份额的偏差状况，可以清楚地看到，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的加速，产值就业份额偏差最为突出的第三产业向其正常份额回归的动力最大。尤其是从就业的角度而言，第三产业将成为吸纳新增城市人口就业的主体，或者说，进城的农民在其向城市居民转换的过程中，将会更多地寻求在第三产业中就业。
更应该提出的是，根据前文对特征产品的分析，第三产业中最具有发展动力的是为用能、居住提供服务的供水、供电、供热、供气、物业、社区服务等行业，以及为提高城市生活质量提供服务的道路、交通、通讯等城市公共服务业。这是因为，从消费需求的年支出费用比较，即使以保守的算法，目前城市中等收入家庭在用能（水、电、气、暖）和通讯上的消费年支出也要比以家用电器为代表的"几大件"的年平均支出高一个数量级[19]。
3、产业--空间对称性定律：谁给谁发工资？
任何产业都要有自己的空间载体，即产业的空间实现方式。没有产业空间载体的变换，就不可能有产业结构的全局高度变化。以此而言，经济发展是由收入增长、产业结构演化和产业空间载体变换这三个方面统一组成的。配第-克拉克定律只反映了前两个方面的相互关系，后两个方面的关系则是由埃~查条件[20]给出的。
必要条件：相对于土地而言，采用大量的非土地投入也能生产；即在城市中产业的投入要素是非土地密集型的，与农业正好相反。
充分条件1：在生产中存在着规模经济的作用。
充分条件2：在流通中存在着不可忽视的流通费用。
埃~查条件刻画了产业的要素特征与空间载体的相互关系，从而说明了第二、三产业的生产和消费何以会出现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区，以及当产业结构向第二、三产业推移时，必须伴有城市化相应进展的根源。更应该注意的是，第三产业的发展与城市化更是有着天然的、密不可分的联系。这是因为，从生产上看，与第二产业相比，第三产业的生产要素具有更强的人力密集特征；从消费上看，服务这种商品不像物质商品那样可以很容易地运输到产地外去消费，更宜于在产地消费（即其运输成本可近似地看为无穷大）。所以，第三产业的发展比第二产业更依赖于城市化进程的状况。
我国目前存在的产值就业结构偏差与上述产业发展和空间载体的相互关系密切相关。第二产业产值份额持续偏高表明，第二产业的高速增长并不仅仅依赖于城市化进程；而第三产业产值和就业份额的持续偏低则充分表明，城市化滞后程度不断加剧的直接后果，是第三产业的长期发展不足。
配第--克拉克定律反映了产值就业份额结构相互逼近的经济发展规律，而埃~查条件则刻画了上述逼近过程的空间实现形式。产业--空间对称性定律是配第--克拉克定律和埃~查条件的一个推论：即当经济发展进入发达水平（特别是第三产业份额占到50%以上时），非农业人口比例与城镇人口比例趋于一致。
产业--空间对称性定律对于理解在目前状况下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途径尤其重要。通过对产值就业份额定律的分析，我们提出从土地中转移出来的农民将会主要在第三产业中就业；而产业--空间对称性定律则表明，农民从土地中转移出来的过程，将会主要通过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农民在城市第三产业中的就业，也就是在城市化过程中完成。
在关于城市化的讨论中，常常会遇到这样的困惑，即支撑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在哪里？城市经济的内部循环是如何完成的？谁来给谁发工资？
首先，我们来分析当进入高收入阶段（人均6000美元左右，1980年美元）时，国民经济三大产业之间的交换关系，在前文引用的国际参考系中，此阶段三大产业的生产结构为12%∶37%∶51%。根据产值就业份额逼近定律，假设三大产业的产值份额和就业份额达到一致；再假设社会所有人口消费同样单位的各种商品和劳务。在这种结构和假设的情况中，经过计算得出的三大产业之间相互交换关系的主要特点表现为，第三产业自身消费本部门产出26.01个单位（或说自身产出的51%），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的交换为37.74个单位，占三大产业部门间交换总值的64.11%，第二、三产业内部交换和相互交换的增加值占全部增加值的77.44%。因此，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全部增加值中超过四分之一的部分是在第三产业提供的相互服务中实现的，80%左右的增加值是在城市内部循环中实现的。
但是，从现有的经济结构向上述经济结构的过渡并不能一蹴而就。根据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我们认为与城市居民用能相关的城市公用产业、以及与城市居民住宅相关的产业[21]，将成为下一阶段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柱产业。住宅产业的发展主要是依靠金融部门的支出--偿还流程来实现；而城市公用事业的发展将不可能主要通过上述流程来实现，也不太可能通过现有的财政支出--偿还流程来实现，必须重构其支出--偿还流程，城市建设债券有可能是其中的一种选择。
如果不能成功构建城市公用产业的建设支出--偿还流程的话，将有可能使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延迟，而与此密切相关的、构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良性循环的实现也就会被延迟。
4、就业、消费、居住流程：农民进城四步曲
农民从进城到定居，是一个全方位的转变，从特征产品的分析上看，就是要完成从"食品用粮、居住在乡、生活用柴"生活模式向"食品用畜、居住在城、生活用能"模式的转换，这个转换过程难以一步跨越。如同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的创举一样，农民在实践上述转换过程中，是沿着一条阻力最小、成本最低的道路实现着其合理的经济行为。我们应该发现和总结农民实践的经济合理性，创造有利于上述转换过程的条件和经济环境。
我们认为，农民完成从进城到定居的全方位转变，要经历四个阶段，现在正处于过程的第三阶段[22]。第一阶段是农民大规模进城前"食品用粮、居住在乡、生活用材"的生活模式，其特征是"本地务农、消费在乡、居住在村"；第二阶段是农民大规模进城的初始阶段，其特征是"外出务工经商，消费主要在乡，居住在村"；第三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外出务工经商、本地城镇居住"，这是近几年来所发展起来的新趋势；第四阶段将是农民完成从农村居民到城市居民的全方位转换，实现完全城市化的"食品用粮、居住在城、生活用能"生活模式。
“外出务工经商，消费主要在乡，居住在村”是农民尝试进城阶段的主要模式。在这一阶段，外出劳务者具有明显的兼业性和"候鸟型"特点，靠近大中城市、交通比较发达地区的农民外出兼业的较多，农忙时种地，农闲时外出做工经商；而到外省发达地区务工的农民则主要属于"候鸟型"，即每年大部分时间在外打工，春节或农忙时回乡。在这种务工生活模式中，轻壮年外出务工，老人孩子农村居住，外出务工劳务收入的主要投资和消费地是本地农村，调查表明，带、汇回的劳务收入中有三分之一是投在农业生产资料上。
“外出务工经商、本地城镇居住”生活模式，是近几年出现的新趋势。即农村外出务工经商人员将家中的老人和孩子定居于城镇（主要是县级的区域经济中心或较发达的中心镇），以使得孩子能获得更良好的教育，而轻壮年仍外出务工经商；或就地在务工经商的城市居住。根据我们在四川、湖南（农民外出务工经商人数最多的几个省中的两个）的调查，目前，在出省的外出务工经商农村人口中，有15%--20%在外省就地定居（主要是经商人口），30%在省内城镇定居；在省内的外出务工经商人口中，有40%--50%在省内城镇定居。
这一趋势形成与延续的动力来自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出口导向的加工制造业的发展，但是，根据前文的论述，这种模式已经开始遭遇越来越严峻的外部制约，沿海出口加工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已逐渐趋于饱和、并在今后10年左右的时间面临着衰减。因此，虽然沿海出口加工业仍能容纳中西部地区务工经商者中20%--30%成功人口定居，但其中70%--80%的务工经商者回归中西部地区定居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以城市化带动的内需拉动型增长模式，在中西部发展起来的能源工业、住宅及相关产业集群以及公用事业集群将形成新的就业吸纳机制。如此，在中西部城市化大发展的过程中才能完成农民进城四步曲中最华丽的乐章--农民举家进城、完成农村居民向城市居民转换。
5、拟城市化阶段和完全的城市化
根据目前农民进城在就业、消费、居住上的特征，我们认为现在的农民进城仍处于拟城市化阶段，或者说进城的农民主要处于拟城市化状态，体现在异地城镇就业和非定居式居住，他们在非居住方面的消费（尤其是对城市公用事业的水、电、气、暖等的消费上）较大程度低于居住地城镇的平均消费水平，在居住方面的消费水平差距则更大。
尽管大量拟城市化人口的存在和持续增长有利于我国城镇化比例的外延扩张，但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我国城镇化的水平和质量。事实上，这种拟城市化人口形态的农村人口转移模式，不仅降低了城市化的质量，而且也减缓了城市化进程应有的速度。因为在这种模式下，进程的主要是农村人口中的劳动力，他们不会把子女、更不会将老人带入城镇。
许多有关农民进城障碍的观点认为，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是最主要的因素，但是，当许多地方放开户籍管制时，却并没有引发大规模的农民进城定居潮，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一方面的原因是，开放户籍制度的改革不彻底，户籍制度背后隐含的对农民身份的歧视仍未消除。另一方面，进城定居的成本是进行经济分析中要首先考量的。
从农民进城定居所形成的趋势分析，就近进城将成为主要趋势。本文并不涉及就近进城的人文因素的分析，这种选择确实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与大中城市住宅价格动辄平均每平方建筑面积2000--3000元（北京更是高达平均4500元左右）相比，中西部地区 县城及县级市600--800元每平方建筑面积的住宅价格，使得农民进入县城及县级市的成本大大降低。
在加速城市化进程的模式选择上，主要有优先发展大城市和优先发展小城镇的分歧。从农民进城发展的趋势和农民进城成本上思考，我们的观点是，应重点突破、加速提高和发挥县级及县级以上区域经济中心的聚集度和辐射力[23]。它不同于优先发展小城镇的观点，相反，我们认为应合并不能形成城市经济规模的小城镇。从世界城市化发展的历史分析，当城市发展至20万--50万人口规模时，前文论述的城市经济的内部发展机制开始形成，城市的规模效应开始显现，规模增大开始产生进一步的分工，第三产业开始加速发展，将为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我国目前有县及县级市2074个（2000年底数），县城人口平均规模约5万人。扣除因经济自然因素不能形成城市规模的县和已经达到城市规模的县，以保守的计算，若在15--20年的时间内，有60%的县及县级市的县城（市）人口规模提高到形成城市规模经济要求的最低值--20万人，仅此一项就可以吸纳新城市人口近2亿人，那么现有的拟城市化人口进城问题将得以全部解决[24]。同时，城市化的县城形成内部可以自我循环的城市规模经济，还可以直接解决县城经济规模不能形成自我循环时，县级经济（财政）对农民税费的依赖。
可以说，拟城市化阶段结束的标志是现有拟城市化人口实现完全的城市化。
农民的这种对进城模式的选择，是农民作为一个整体的合理化经济行为的体现。舒尔茨说过一句话："农民贫穷，但决不愚昧"。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我国农民以土地承包责任制解决了我国的吃饭问题，并以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带动了农村经济的辉煌，现在他们对进城模式的选择，也很可能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选择。我们应该顺应这种形势，用一种全新的政策框架加速、并优化这一进程。
五、结语
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减少农民，从而富裕农民。
减少农民的途径是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使其从出口导向、加工制造业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逐渐向内需拉动、城市化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城市化带动经济的策略，就是适应随着经济发展而变化的城市需求结构，即"食品用畜、居住在城、生活用能"，着力发展能源工业、城市住宅及相关产业集群、城市公用产业及相关产业集群。在这一发展战略中，中西部经济的发展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解决西北部地区的水资源短缺，是彻底解决我国人地关系紧张基本国情的根本，同时也是实现我国农业从"人畜同粮"到"人畜不同粮"的千年生产模式大变局的重要条件。
重构我国城市公用产业支出--偿还流程，是启动我国城市化加速过程的关键。
在城市化模式的选择上，尊重农民对进城模式的选择，重点突破、加速提高县及县级市的人口规模，使其达到城市规模经济的水平，形成其自主循环的城市经济，以此消除县级经济（财政）对农民税费的依赖。这也是使现在处于拟城市化状态的进城农民实现完全城市化的可能途径。
因此，现在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取向应有利于上述转变过程的实现，并切实消除附加在农民身份上的一切不公平的限制。
推波助澜，此其时也！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引文与注释：
[1]"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三农'问题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中新网，2003年1月8日
[2]温铁军，"制约三农问题的核心是两大基本矛盾"，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2001年7月31日
[3]陈锡文，"新世纪的'三农'问题"，《求是 》，2003年第13期
[4]乡镇企业年末从业人员数据来源于：1997年、1998年、1999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以及《2003年中国统计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5]王建，"三农问题 原因何在？"，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2001年7月31日
[6]薛玉炜，"湖南考察观感"，《调查研究通讯 》，No.2003-7,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中心编印，2003年7月28日。
[7]温铁军，"三农问题的认识误区"，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2001年7月31日
[8]温铁军，"三农问题之证伪"，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2001年7月31日
[9]秦晖 著，《农民中国：历史反思与现实的选择》，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
[10]由邓英淘、王小强、崔鹤鸣著、文汇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的《再造中国续篇：西部大开发方略》一书，从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意义出发，全面论述了中国全面实现现代化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和应对的措施。本文'变化的格局'一节直接引用了本文作者之一在此书第三、四、五章中的部分成果。
[11]邓英淘等著、文汇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再造中国》详细论述了调西南之水进西北的研究历史。《再造中国续篇：西部大开发方略》则全面研究了调水及西部大开发对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全面影响和关键性作用。本文不再展开论述。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5月
[13]王建，"城市化，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2001年7月31日
[1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编，《中国统计年鉴-2001》，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9月
[15] 邓英淘、王小强、崔鹤鸣著，《再造中国续篇：西部大开发方略》，文汇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第五章。
[16]我国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历史成因已有大量的研究文章，本文不在赘述。
[17]经济文化研究中心《国民经济研究组》，"历史性转折：加速城市化进程"，《调查研究通讯》，No.2000-3，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中心编印，2000年4月12日。在此文附表1计算的国际参照系中，给出了从人均300美元（1980年美元，下同）增长到6000美元以上时的经济结构变化，产值就业份额逼近过程十分明显。
[18]同[15]。
[19]柯堤，"山西考察观感"，《调查研究通讯》，No.2002-6，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2002年5月18日
[20]同[15]
[21]柯堤，"住宅经济概观--市场前景与形态特征"，《调查研究通讯》，No.2002-17，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2002年10月18日
[22][23]同[6]。
[24]根据[21]对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的估算，拟城市化人口的近似值为6000万人，以每一拟城市化人口进城定居将带入一个老人和一个孩子计算，现有拟城市化人口进城定居带动的规模约为一亿八千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