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调查研究通讯》No.2004-11    2004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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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产业经济概观之三

 

-供给形成体制与企业管理机制

薛玉炜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开始发生重大的转折,在未来20年,发展方式的转变将持续深化。在实现历史性转折的过程中,加速城市化带来对城市公用产业产品的巨大需求,将使得城市公用产业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柱产业之一[1]。同时,对于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城市公用产业还将成为构建县城及县城经济供给--就业--收入--需求主导循环的主体之一[2]。
    但是,就目前的发展状况而言,城市公用产业有效的供给形成机制尚未形成,而且绝大多数城市公用产业企业的管理体制也难以适应新发展方式的要求,从而制约了城市公用产业作为主要支柱产业的巨大潜力。近些年来,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民营资本和国外资本大举进入城市公用产业,为公用产业的形成机制增添了新的内涵,但仍然与现实的需求相去甚远。
    本文将主要探讨城市公用产业有效的供给形成机制中所包含的投资--偿还流程,以及公用产业企业的经营--管理体制所包涵的经营--效益回报流程。

一、供给形成机制

1、基本的现状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公用产业的发展一直落后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公用产业的投入一直处于欠帐的状态。与我国城市化加速和提高城市质量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巨大需求相比较,目前我国城市财政中能够用于基础设施的支出相形见绌。相比联合国推荐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基础设施投入占GDP3%~5%的比例,我国长期以来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投入严重不足,"七五"以前投入的比重在1%以下,"八五"期间平均为1.3%,"九五"期间平均也仅达到1.8%的水平。以2002年我国GDP超过10万亿、按联合国推荐的最低标准3%计算,每年需要投入城市基础设施的资金应为3000亿元,但仅仅要处理掉中国城市50%的污水,就需要建造10000家污水处理厂,资金的需求就将达到近4000亿元,何况我们离达到上述最低标准尚有不小的距离[1][3]。
    近些年来,仅由地方(城市)政府财政支出进行城市公用产业投资的单一格局已经发生了转变,民营资本和海外资本开始大举进入中国城市公用产业的投资和经营。在上海,超过50%的公用产业投资来源于民营资本[4]。但是,面对全国城市公用产业巨大的投资需求,目前非国有资本流入的规模仍是杯水车薪。一方面,非国有资本的逐利特性决定了其主要的投资对象是城市公用产业中可以实行收费补偿的准公用产业部门,目前投资的重点是城市的水务和燃气供应,而需要大量投资资金的纯城市公用事业仍然需要城市财政的投入。另一方面,非国有资本的投资区域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而中小城市(特别是县城)由于其规模的限制,其公用产业往往难以得到非国有资本的青睐,这些中小城市又是最需要外来资本的区域。
    文献[2]描述了中部地区一个县城公用产业投资需求的状况,最近我们在河南省一个财政状况类似的县进行调研时,对其在公用产业投资状况进行了近一步的分析。其可支配的预算内财政收入1亿多一点,也就仅仅够财政的一般性支出,难以用于县城的基础设施投资。但近几年来其县城公用事业的投入每年却高达1亿左右,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县财政的预算外收入,而其中半数以上又主要来源于县城土地的批租与出让。这每年1亿元左右的城市公用事业投资又主要用于县城的文化、体育设施的建设和非收费公路的建设,属于纯城市公用事业的范畴。如果将这两个县的城市公用产业投资和投资需求作为全国县城一级城市公用产业投资需求的平均数的话,那么,仅我国2000多个县城的公用产业的投资(或投资需求)每年就要超过2000亿元。
    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面临大变局中进行观察,城市公用产业巨大的投资需求是城市化加速发展的客观需求,县城及县域经济的发展对城市公用产业投资的巨大需求有着客观的必然性和经济的合理性。尤其是县城及县域经济发展对城市公用产业的投资需求,对于改变城乡经济关系和解决三农问题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5]。而且就我们近二年来对中部地区的调研来看,这一地区的很多县城已经达到了10万人左右的规模,其经济处于发展方式跃迁的临界点,即从地区经济发展发展方式向城市经济发展方式的跃迁,这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模式,使得广大的农民从土地中走出来,融入城市经济发展的循环之中,从而在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但是,中小城市公用产业投资严重不足的状况,制约了其经济发展方式跃迁的步伐,特别是这些地方所依赖的以土地换资金的方式还将受到国家为防止经济过热而采取的紧缩政策的制约,特别是全国范围的对土地市场的治理整顿。因此,建立稳定、有序、有效的城市公用产业供给的形成机制就显得特别重要。

2、国际的经验
    仅仅依靠地方(城市)财政收入难以满足城市公用产业发展的需求,这是一个客观的经济现实。在西方发达国家,解决这一问题的手段是利用市政债券作为基础设施项目融资的主要工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和日本的市政债券。
    在美国,市政债券起源于为城市基础设施筹集建设资金。其高速发展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城市政府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大量增加,因此利用市政债券所需筹集的资金也快速增长。1983年仅美国州政府的债务余额就高达4545亿美元,相比1950年增长了13倍[6]。目前,美国已公开发行的市政债券余额约1.8万亿,约占其GDP的18%,近年来,市政债券的年发行量基本保持在2500亿~3500亿美元[7]。同样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为了经济重建和城市开发,借鉴了美国市政债券的成功经验,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为了应对由于经济增长停滞所带来的国家和地方税收的下降,日本加大了市政债券的发行规模。目前日本的地方公债占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或者说日本市政建设资金的三分之一来源于市政债券。
    从美国市政债券的使用上看,其最初主要是用于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现在用途已经拓广到主要用于与城市人民生活有关的公共服务性设施和发展工业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建设。从文献[6]所列举的1980年~1983年美国州和地方政府公债用途上看,比重最大的是用于社会福利,其它依次是公用事业、教育、工业援助和公路运输。在美国和日本,市政债券所筹集的资金已经成为城市公用产业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在美国,水务公用产业领域每年的建设投资需要约2300亿美元,其中有85%来自市政债券投资,政府财政投资仅占15%。而日本在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投资中,市政债券投资也占了相应投资的20%~40%[8]。
    由于有比较成熟的公共品理论和公共财政理论作为理论支持,以及有相应的信用体系作为保证,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在利用市政债券进行城市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上为我国实行相应的举措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一方面,市政债券与城市发展可以形成良性的互动;另一方面,也为资本市场提供了优良的投资品种。

3、可行的途径
    我国实行的是分税制的财政体制,因而发行市政债券有着体制上的保证。在分税制的基础上,地方和城市政府有明确、独立的税收来源,从而具有了发行市政债券的信用。近年来,已经有不少分析文章探讨建立我国市政债券体系,多是研究市政债券的发行方式、发行体系、监管措施和法理基础,但这并不是本文研讨的重点,本文主要是从城市公用产业发展的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出发,研究市政债券在完善我国城市公用产业供给形成机制流程中的重要和关键的作用。
    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正面临着历史性重大的转折,即从工业主导的高速增长转向以城市化为轴心、从出口拉动转向内需拉动,从而带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现代化。同时,我国的经济结构也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局[2],其中,加速城市化进程是应对大变局的关键,并且关系到从根本上解决一直困扰着我国经济发展的"三农问题"。我国经济发展也已经达到了加速城市化的跃迁阶段,近几年来我国的城市化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左右,在今后二十年,我国的城市化率的增长将保持这一速度或更高。这就意味着,每年我国的新增城市人口将达到1400万,而根据国家基本建设标准估算,每个城市人口需要城市建设费用约9万元,那么每年需要新增城市建设投资超过12000亿元[9]。如果计及长期以来我国的城市公用产业的投入一直处于欠帐的状态,那么每年所需要的投资将更大,依靠现有的投融资方式,将难以满足加速城市化进程的巨大需求,或者以牺牲城市化的质量作为代价。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正在进行的快速城市化过程不仅仅是一个指标,更是未来经济新发展方式下经济增长的动力,以及吸纳就业的主体。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加速城市化过程所带来的公用产业投资及公用产业需求,更是其县域及县城经济增长循环的关节点。由于投资资金的不足而导致的城市化进程的减缓,将使得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难以发挥其潜力。正如前文所述,目前这些区域的县级城市化过程正面临着跃迁的临界状态,加速其过程便能够使其跃迁到城市化良性循环的发展过程之中,进而加速"三农问题"的解决。
    虽然从预算法的角度上讲,地方各级财政不能列赤字,但在现实经济中,地方财政的巨额债务却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在中西部地区,地方财政更是到了无力维系的地步。截止到2001年底,中西部10个省(市)的49个县(市)累计债务达163亿,相当于当年财政可用财力的2.1倍。",而且负债的产生和美国地方政府开始负债的原因十分类似,即"当大量基础设施建设的展开,债务就开始产生了"[10]。并且有资料表明,国家开发银行从安徽开始、现已经在全国100多个城市实行了以城市财政作信用担保的城市公用事业建设贷款,余额已经达到1500亿元。其实,这也是突破预算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一种尝试,只不过债务人不同而已。而且,各种形式"变例"的地方政府债券也屡有成功的案例。
    目前,城市(尤其是中小城市)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地方政府利用土地资源的批租与出让,但是这种批地融资方式已经产生了种种问题,如耕地面积的急剧下降、城市房屋拆迁纠纷不断、土地价格上升过快等等,并由此积聚了金融系统的风险。目前对于一些过热行业采取的宏观紧缩政策,一方面是为了防止风险的累积而对宏观经济产生大的冲击,但另一方面,城市公用产业建设(特别是中小城市)可能会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可能重蹈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覆辙。
    在进行宏观治理的同时,开辟稳定、持续的城市建设资金来源以避免城市公用产业的大起大落就显得特别重要。我们认为,在城市公用产业建设中(或说在加速我国城市化的过程中),应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成功的经验,使市政债券成为其中的关键和主导因素。从经济性上讲,由于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具有初始投资特别巨大、而使用期限特别长的特点,因此使用未来的税收进行城市公共设施的建设,并由目前的使用者和未来的使用者共同负担其建设成本,符合纳税人公平受益的原则。
    我们认为,市政债券的发行可以以地方财政收入作信用担保,按当年财政预算收入的10%~15%确定当年的发行额度。发行预算方案由地方人大审议、批准和监督执行。此举还可以将隐性的地方财政债务显性化,并纳入法治的轨道。由于我国预算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了"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务。"因此,市政债券的发行仍然主要是法律上的限制。在法律限制的背后,所隐含的是经济上对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的担忧。但是,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正面临着重大的转折上看,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券势在必行,不能因噎废食而错失良好的发展机遇。
    市政债券的发行以及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带来的市政债券规模的扩大,能够使得城市公用产业供给的形成机制形成良性的经济循环,进而真正发挥其在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方式中的关键作用。
    市政债券资金可以在有补偿收入的城市公用产业(如:水务、城市供气、供热、垃圾处理等)中作为引导性投资,吸引民营资本、海外资本进入这些风险较低且收入较为稳定的公用产业,并采取国际上成熟的租赁、特许经营、BOT等方式进行操作。而地方政府才有可能将包括市政债券在内的财政性资金更多的投向教育、文化等纯公共事业之中。
    持续、稳定的市政债券资金的投入,首先在投资领域(建筑、建材等)吸纳就业并带来收入,营运这些公用产业又将在增加就业的机会并同时增加收入,从而提高全社会的收入水平,这将为公用产业创造更多的需求;随着城市公用产业规模的扩大和就业机会的增加,城市的人口容量也就会随之增加,又会促进城市经济的增长,这反过来又会产生新的对城市公用产业的需求,由此进入供给--就业--收入--需求--供给的一个新的循环。也就是说,市政债券在提供城市公用产业新的供给能力的同时,也提供了就业和收入提高的机会,并且也就为公用产业创造了新的需求,两者反过来为城市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动力、也为城市财政增加了新的来源,进而为今后市政债券的偿还和新的发行提供了保证,从而形成了一个良性的经济循环。由于这个发行--投资--偿还循环流程是以日益增长的改进生活质量的真实需求为基础,因此这样带来的经济增长是健康、持续的。
    尤其要指出的是,这样一个良性、持续的经济增长循环对于中西部地区的中小城市(尤其是县城一级的城市)特别重要,因为这些城市往往缺乏可持续发展的产业,以市政债券带动的城市公用产业的区域自然垄断特性为其提供了发展的一个方向。关键是如何启动这样一个经济循环。

二、公用产业的企业管理机制

    除了公用产业供给形成机制尚不完善之外,目前公用产业的经营企业的主体仍然为国有企业,其经营机制的不完善是城市公用产业形成良性循环的另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也是一个更现实的问题。

1、现象的背后
    目前,在我国现有的经济管理体制中,城市政府不仅是城市公用产业的主要投资者,也是其主要的经营者,并且有意无意地强化其天然垄断性的特征,使得其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在计划经济时代,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由于我国长期实行的"低工资福利体系"政策,公用事业的经营往往承担着政府的政策性亏损。但是,随着以福利分房制度改革为龙头的城市福利制度改革的基本完成,强调这些公用产业部门的微利或严重亏损就不具备经济上的必然性了。其中,体制性的因素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从行业的属性上讲,由于其天然区域垄断性特征,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具备收费补偿的公用产业是一个回报稳定、风险范围可以预测的行业。即使是在国内目前的状况下,在不涉及体制因素而仅从市场经营的角度看,国内成功的案例也不少。那么,国有体制并非是这些公用产业部门微利或严重亏损的必然因素。
文献[1]中分析了目前国营公用产业部门的微利或严重亏损背后所隐含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三个因素是:其一,公用产业经营部门长期以来充作政府向银行贷款的'出面者';其二,主业亏损,副业富,常常出现主业的亏损和人员的高工资和高福利的巨大反差;其三,没有建立赢利的模式。
    实际上,由于目前财政体制设计上的限制,使得城市政府在面对城市公共品需求快速增长所带来的对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巨大需求的时候,难以通过体制和政策的设计来筹集这部分建设资金,转而通过其经营的公用企业套用银行资金来弥补这一缺口,同时也将可以通过财政体制设计规避的风险转嫁到了银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提出要用市政债券这种严格法律框架下的财政制度设计取代隐性地方财政债务的原因之一。一方面,可以消除目前国有公用产业企业的隐性政策亏损;更重要的是,通过制度的设计,减少金融系统的风险,因为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中最大的系统性风险来自于金融系统,而金融系统的风险则来源于各个行业对银行资金的恶意套取。
    影响国有公用产业企业经营的第二个因素只能依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以解决。而建立公用产业企业赢利模式则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和方法,我们下面将通过两个成功的案例来加以探讨。

2、典型的案例

    在目前可以实行收费补偿的城市公用产业部门中,尚未进行最彻底改革的是城市的集中供暖体系,因此有人将其称之为"最后一项全民福利制度"。除了其福利制度的改革尚未完成这一因素之外,相比较供水、供气系统的并联设计,供暖系统的串联系统设计,难以进行分户计量也是其难点,2003年北京市的供暖费收缴率仅达到50%。这就是为什么目前民营资本和国际资本大举进入我国城市公用产业时,多选择水务和供气行业的主要原因,因为这两个行业的企业赢利模式容易建立。附件中的两个案例则集中在供暖行业,这两个成功的案例给予我们如下有益的启示。
    (1)在公用产业的需求市场中,树立公共品的商品观念,体现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这就要求在管理体制上要破除公共品的福利消费制度,改"暗补"为"明补"。使得公用产业经营企业能够获得收费的补偿,这是此类企业赢利模式建立的基础。即通过建立科学的经营--管理体制,来保障投资--收益模式的运行。
    (2)为了实现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就必须建立科学的计量方法(天津市案例的模式),或先进的供给模式(石家庄案例模式)。
    (3)打破市场垄断,引进竞争机制,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这一点在石家庄案例中现得特别突出。这不仅使得企业有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动力,同时也将社会资金引入到了城市公用产业领域。地方财政不仅节省了有限的资金,而且从这一市场化过程中获得了收益;同时,竞争的机制最终也使消费者受益。最为关键的是,竞争的机制导致市场得以良性发展,规模的扩大又使得参与其中的企业普遍受益。
    (4)地方政府在城市公用产业的发展上,兼顾其收入再分配的特性。两个案例在补贴上都体现了对城市弱势群体的优惠。

三、结语

    建立有效的城市公用产业供给形成机制,是发挥城市公用产业在我国经济新的增长方式下核心作用的关键一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通过市政债券能够建立持续、稳定的城市公用产业供给形成机制,避免因宏观经济调整而带来的城市化过程的大起大落。
    破除目前城市公用产业经营中的体制性因素的影响,不仅可以吸引社会资金进入城市公用产业领域,扩大城市公用产业的规模,并促进企业建立赢利的模式,形成产业的良性循环;也使得地方政府可以将有限的建设资金投入到纯公用事业领域;并且,地方政府能够在这一过程中充分体现政府的职责,实现收入的再分配。
    供给形成机制的建立和经营管理体制的完善,公用产业发展的收支流程便得以重建,形成城市公用产业在就业增加、居民收入总水平提高、相应的需求增长及有效供给增加之间的一种良性循环扩张的新格局。




参考文献:

[1]薛玉炜,"公用产业经济概观之一:市场前景与供给格局",《调查研究通讯》,No.2004-6,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2004年3月15日
[2] 薛玉炜,"公用产业经济概观之二:收入与公用需求",《调查研究通讯》,No.2004-7,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2004年3月18日
[3]贾建群,"民营企业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及相应的融资方式",www.china-review.com,2003年3月27日
[4]史彦,"城市公用事业如何民营化","经济观察报",2002年1月24日
[5]薛玉炜、柯堤,"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在哪里?",《调查研究通讯》,No.2003-12,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2003年10月8日
[6]王晶编著,《城市财政管理》,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10月
[7]"市政债券--10万亿个人储蓄的新'出路'",北京现代商报,2003年4月23日
[8]徐绍峰,"城市建设嗷嗷待哺 市政债券走上前台",金融时报,2003年10月28日
[9]"发行市政债券的时机已经成熟",上海证券报,2003年12月11日
[10]陈晓,王晨波,"地方巨额债务链难解关键在于政府'退市'",《新闻周刊》,2004年3月9日
[11]柯堤,"山西考察观感",《调查研究通讯》,No.2002-6,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2002年5月18日





附件:案例

案例1:天津市破解供热体制改革难题[11]
    天津市经过三年的探索,成功实现了对旧的供热体制的改革,受到国家建设部的肯定。天津市原来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福利供热制,花钱多,效益差,1990年全市热化率才达到13.8%。1991年开始,许多单位无力向热力企业交费,至1998年全市累计拖欠热费达13.3亿元,产热企业难以为继,体制包袱变成了产业危机。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天津市委、市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学习国外经验,请专家具体指导,既解决体制问题,又注意稳定职工情绪,形成三方面的经验。
    (1)改"福利供热"为"商品供热",解决产热企业的亏损问题。1998年天津产热企业236家,供热点478个,家家亏损,成为"供热危机源头"。天津改革由此切入,中止了福利供热的"包烧包供"制,改为"花钱买热"制,谁用热,谁交钱,按市场规则办事。全市新建中介机构--"供热计量服务公司",一头为用户服务,监督产供热质量、时间;一头向产供热企业负责,给用户加装供热计量表,按时抄表收费。这样就化解了用户和企业多年的对立,解决了产供热企业收费难的问题。产供热企业有了生产积极性,主动革新技术,加强管理,降低成本,全市每平米热价从18.5元降到15.4元,供热面积很快从3600万平米增加到5400万平米,用户增加,交费到位,每平米热价虽下降3.1元,而多数供热企业亏损额下降,一部份企业开始微利运行,从源头上解决了体制难题。
    (2)变"暗补"为"明补",向50平米以下住房户倾斜,引导用户按市场法则建"个人交费制"。供热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变"单位交费"为"个人交费"。由于用户多年养成的福利消费心理,对此极不容易接受。天津用"暗补"变"明补"的办法,顺利解决了这个难题。过去政府、单位对双职工都有暗补,按户均50平米住房标准暗补640元,供热企业让价155元。改革后这两项全都变为明补。住房50平米以下者每平米个人只交2.6元,即可享受4个月供暖期内925元的供热量。困难户和残疾人,烈军属等优抚对象,除享受"明补"外还减免热费50%至60%。超过50平米用户,超出面积按每平米18.5元商品价买热。这种市场交费模式公平合理,又未加重50平米以下住户负担,因而得到社会普遍支持。
    (3)用高科技支持改革,实现了现代化管理的计量收费。"吃大锅饭"是旧供热体制的最大弊端,管理粗放落后,个人只用不省,造成热源浪费严重。天津市在改革中,在国内首家建成"供热变流量系统",对室内系统和外部热网实行计算机系统监控。对旧住宅用户加装"热分配表",对新住宅用户实行"单户分环水平供热系统",做到"按户收费"。用户室内都用"温控阀",可按需调节用量,全市户均节能20%,节费15%,过去4户用的热量现在可供5户使用。产、供、消衔接,联网运行,以计量收费为标志的现代化供热体制正式形成。

案例2:石家庄城市供暖探新路
    石家庄市近年来打破集中供热旧有的垄断局面,引进竞争机制,多元化投入,在财政不拿一份钱的情况下,连续8年实现年均净增供热面积400万平方米;采用新型热费补贴机制,全市热费收缴率年年高达90%;供暖市场多元竞争的局面也使得供热企业成为利税大户,探索出了一条"政府调控、企业得利、市民受益"的城市供暖新路子。其中的经验有三条。
    (1)打破市场垄断,实现多元竞争。1982年,石家庄市开始组建了热力公司,由一家企业垄断全市的热力供应。但弊端很快就显露了出来:企业经营亏损,便要用涨价来补;企业要上项目,就需要政府拨钱;而且供热和服务质量也难以保证。为了扭转这一局面,石家庄市制定了全市集中供热规划,划区供热,从地域上先打破垄断。提出了"谁有能力谁上,谁有优势谁搞"的原则,鼓励多方投资参与。并在1995年出台了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从1995年起,市集中供热发展开始加速。形成了目前以河北热电和东方热电两大供热主体为主的7个热电厂和三个大型供热站的格局,多种经济形式企业的参与,打破了一个城市只有一个供热公司垄断市场的局面。集中供热面积3850万平方米,热化率达82.35%,位居全国第一。
    (2)变"暗补"为"明补",市场化操作。为了避免多年来"包烧制"带来的收费难难题,石家庄市一开始就把供热作为一种商品来发展,使供热由福利"包烧制"向商品化转变。1996年就出台了采暖补贴政策,变"暗补"为"明补",把每个职工30元的烤火费改为每个采暖期补助月基本工资的70%,2002年又调整为85%。同时,对一些离休干部、民政优抚户、特困职工实行在热费交纳上给予20%的让价。补贴和优惠政策的到位,居民交的起,企业收得上,避免了个人用热、单位欠费、供热企业收费难的问题。全市每年采暖期过后热费收缴率都在99%以上。良好的城市供热体制使供热企业不拿政府补贴却成为了利税大户。河北热电年创利税1.25亿,东方热电年创利税也达到9530万元,其它大型纯供热企业也都赢利。
    (3)一体化经营,理顺供热管理体制。石家庄市在供热模式上,实行集中供热厂网一家,减少了中间环节,解决了热源厂、管网公司、用户三者之间在计量收费、损耗、结算上可能出现的矛盾。同时,实行了供热企业将蒸汽(高温热水)输送到用户自建自管的热交换站,再由这些热交换站送到千家万户的运行方式,供热企业只对其进行技术和运行管理上的指导,降低了供热成本。生产、输配、使用方式共同参与管理,不仅便于统一管理和协调调度,也减少了供、用热之间的矛盾纠纷。在供热企业的经营上,形成了"以工业带民用,以工业保民用,以民用促发展,逐步发展市区行政事业单位、商贸和居民生活用热"的体制,工业企业一年四季用热,加上办公、大型商业大厦夏季溴化锂制冷用热,保证供热企业形成了稳定负荷,企业具备了经济性、安全性和稳定性,促进了企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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