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调查研究通讯》No.2004-17
2004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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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论与黄河流域的治理开发(上篇)
林一山
治黄问题自古至今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因而也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治黄思想与观点，不论各类思想观点多么繁多复杂，概括起来，总脱不出唯物论与形而上学两大哲学范畴。什么是唯物论范畴的治黄思想，什么是形而上学范畴的治黄思想，二者的形成和发展的原因何在？据已有的历史记载，我们是可以找到依据的。本文旨在以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研究黄河流域的治理开发问题。
一.唯物论与形而上学在治黄史中的反映
朴素的唯物论与原始的治黄思想
人类自开始有了农业，选择有利农作物生长的土地便成为当时的首要问题。由于古代人少地多，广种薄收便自然成了农业发展初期的最好经营办法。因为在当时，即使采用这种方式，选择有利的可耕土地，仍然不存在什么问题。所以，在当时也不存在与水争地的问题。但是，凡是有利的土地，首先应是肥沃而平坦的土地，而这往往与河岸的淤积泥沙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人们必须靠近河流，而越是接近和利用河流，便越是不可避免地受到河流洪水的危害。这样，也就出现要解决农业发展与洪水灾害这一基本的矛盾问题。最早解决矛盾的概念是治水。从今天看来，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在原始社会里，必须经过一个很长的斗争和实践过程，并经认识上的多次反复，才逐渐形成一个朦胧的治水概念。所谓朦胧的治水思想，从哲学上看是反映在治水过程中的朴素唯物论思想，或者说是朴素唯物论的治黄思想。
这种朦胧的治水思想，大概在新石器时代就达到了这种认识水平，我们历史传说中的禹王治水大概就是这一时期。从公认的农业发展历史说，人类开始有了农业到今天大约是一万年。也就是说，从有了农业到大禹治水大约是6000年。但从夏禹治水到商王朝灭亡约1000年的过程中，我国人民对农业与水利的关系的认识速度较之过去更快了。历史上的盘庚迁殷即商王朝由商地（约在徐州附近）迁往安阳（靠尽太行山脚下）。这段历史说明，由于黄河的泛滥，而有计划地率领百姓迁都，也就是迁往太行山下坡及平原的殷地安阳，这说明当时选择耕地考虑了全国最居中的地区，同时也说明了当时在黄河流域的广大冲积平原只能局部地选择有利于耕种的土地。这时，对于防御黄河洪水泛滥主要不是靠堤防，而是靠选择有利的土地，由于那时人类修堤的能力非常有限，且人口稀少，因而避洪择地是一种最有效地解决农业发展与洪水灾害矛盾的办法。
中国古代治黄思想的飞跃发展
从盘庚迁殷以前300年，即商王朝创建时期，所谓"汤居毫，伊殷耕于莘"的记载说明，商王朝建国时，他们已经在黄河冲积平原上可以找到安全的小块地区。但从历史发展的速度对比起来，商王朝灭亡之后，在周王朝前期的约三、四百年过程中，我国人民对治水的认识水平有了飞跃性的大发展。
到了周朝的中后期，从历史记载或现在保留的古代水利工程遗迹，如晋国窦大夫在太原修建的引汾灌溉工程，其设计方法的科学性和工程规模的庞大，同秦王朝所兴建的陕西郑国渠，四川都江堰以至湖南广西的灵渠都是比较接近的，而从晋到秦也不过经历了200年的发展。这些工程用近代的科学水平分析，也无不为国外的水利科技界所惊讶。当然，这已从选择土地来防洪而发展到以改造自然为目的的伟大生产实践活动的飞跃了。根据当时的生产水平条件，假设从窦大夫上溯至400年前的周王朝开始飞跃，能达到窦大夫的水平，这种飞跃也应是高速度的。
在改造黄河支流的同时，广阔的黄河冲积平原亦出现了筑堤防洪的大规模水利工程。西汉末年的贾让治河三策中就有如下记载："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竟。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逐成聚落，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泽而居之，湛溺自其宜地。今堤防狭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近黎阳南故大金堤，从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头，乃折东，与东山相属。民居金堤东，为庐舍，十余岁更起堤，从东山南头直南与故大堤会。又内黄界中有泽，方数十里，环之有堤，往十余岁太守以赋民，民今起庐舍其中，此臣亲所见者也。"
从以上记载中可以看出，赵、魏、齐国所修建的黄河两岸防洪大堤都规定远离黄河干流25里。所谓25里距离，显然是经过反复的治水实践而得出的一种非常合乎科学原理和自然规律的防洪措施。现在我们看到的黄河北岸的主要干堤，即所谓的黄河金堤，大堤从郑州直到山东东平湖口对岸的位山，绵延数百里长，该堤距黄河河岸的临黄堤相距数十里。据黄委的人士说：该堤为汉武帝所修。从汉武帝时期到新中国成立的2000年间，从黄河临黄堤到金堤之间，这一片广大地区内，由于临黄堤经常决口，因而成为黄河冲积平原上农业最高产的地区，只有南岸的东平湖黄泛区可以同这一地区相比美。这种丰收的情况与贾让所述是很一致的。
从以上这些事例可见，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有了这种高明的治黄方法，这是因为他们运用朴素的唯物论思想方法从实践过程中不断地总结经验，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掌握了改造自然的规律，以至对治黄的认识进入了较高的科学境地，特别是从黄河两岸冲积平原上的防洪工程说，这种远离黄河岸边数十里筑堤的方法是2000年前的最有效的措施，因为当时的生产工具不可能超越这种水平。
为什么说不是采用今天的现代水利科学知识和机械化的施工方法，我们就不可能超越祖先所达到的水平呢？从黄河的河流特征和黄河冲积平原的形成过程看，黄河河床属于宽浅型的，而不可能是窄深型的，因而它必须以很大的坡降使河口向前延伸，河口越是向前延伸，河床就必须以极大的速度上升，当河床上升到一定高程之后，河床两侧随时可以决口改道，以便缩短它的河口距离。这样它不断地改道、不断地形成无数条新河道而代替已被淤高的旧河道，就是黄河冲积扇形成并不断扩大的发展过程。这种不稳定的河床在每一次的改道过程中，居民只能利用这种规律不断迁移到较高地区。在这种情况下，要使河床较长时期缩小摆动幅度，维持河床的稳定以不至于发生决口改道的现象，就必须使河道两岸广大地区不断泛滥淤高，使之能同河床的淤高相适应。而这种适应，不仅不会给农业上造成减产，相反，在有了近代科学技术以前，这是黄河冲积平原上最好的防洪措施，这种措施能对农业生产创造有利的条件。
当然，有了近代科学以后，黄河河道的整治只能是暂时的，甚至也可以说是没必要的。因为黄河是处于干旱、半干旱区的河流；它的水沙资源远远不能满足流域内城乡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相反还必须及时地从相邻流域多水地区大量调水补给，才能满足流域内的生产发展需要。所以，当近代科学出现以前，人类不能用现代方法控制黄河，也无法将黄河现有的水沙资源全部用完。所以在黄河干流两岸较远地区修筑堤防，使黄河泛滥既有利于增产，又有利于在一定时间内，限制河床淤高以致过多地超过两岸平地。所以我们说，在近代科学出现以前，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发现了这种有效的治黄方法。
对于治黄方法在认识上的分化
从贾让的治河理论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治黄理论到了汉武帝以后已经遭到了破坏。这种破坏自然也就增加了黄河的灾害。贾让向皇帝献策，以他亲眼所见证明："今堤防狭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因而黄河两岸居民常遭受水灾。贾让的中心思想是强调恢复古代的治黄方法，使两岸的防洪大堤远离河岸数十里，使黄河泛滥区的农业重新获得高产。至于贾让的治河方案为什么不能被当时汉王朝所接受，我们没有可靠资料，无法作出结论。究竟是贾让的政策不符合当时情况，还是西汉王朝已处于没落时期，无心为人民兴利，我们亦无法判断了。但是我们从全部冶黄史中，再未见过利用黄河泛滥的办法解决防洪与农业的矛盾。可见，治黄思想在理论上的分化，在贾让所处的时代就已经出现了。
根据历史文献，贾让以后再未见过类似的治河主张。但是利用黄河泥沙淤积作用使农业增产的思想到处都可以找到根据。在1964年底，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主持了治黄会议。在会议中，周总理鼓励了我所提出的发展农业把黄河水沙吃光喝尽这一主张。此后，清华姚汉源教授寄来了他一生研究的历史资料。根据他研究的成果，中国历史上正式记载的因暴民决堤使黄河、卫运河决口泛滥，其中有许多并不是暴民决堤，而是地方上的高级清官领导农民扒堤引洪放淤，秋后复堤堵口，奏本皇帝拨款修堤，要求的理由即伪造的暴民决堤。
当时的国务院农办副主任张修竹在山东、河南、河北、黄河、卫运河两岸作过普遍调查。在淮海战役时，黄河大平原老百姓作了很大贡献，而解放后农业生产恢复最晚，他作为国务院农办副主任深感责任重大，心中不安，他问了许多老百姓：你们有吃饱饭的好办法没有？他所听到的普遍答复是：只要把堤扒了，我们就能有饭吃。接着他又问了许多县长、你们敢不敢扒堤？所答均不敢，仅一位地委书记表示敢扒堤。我对张修竹说，你不能同意扒堤，因为扒堤后，原来不能吃饭的地方能有饭吃了，而原来能吃饱饭的地方却受了灾，你不能负责。
我当时在黄河两岸也做过调查，在黄河金堤与临黄堤之间，我到某一村庄问群众收成情况怎么样？群众说，1949年前我们这里是抗日根据地，每年我们给国家上缴许多粮食，现在临黄堤修高了，黄河不再决口了，我们每年都吃国家的救济粮，很对不起国家，你看我们这种穷样子，秋收后我们就要出去逃荒了。我说，那现在给你们将黄河临黄堤扒开好不好？群众说：那当然好了，但是在什么地方扒口，什么地方一片水，那里的老百姓就要遭殃了。我说，在扒口的地方修一个大闸，想开多大就多大，要想用多少水沙就放多少水沙，这样好不好？群众说：那当然好。可是，群众又说，我们这个地方往下，离扒口远的地方水变清了，碱还是厉害；我说水变清了，就把地改成水稻田，不是也很好吗？群众带着怀疑的心情说：那是南方种的，咱们北方能行吗？我说北方的水稻产量更高，天津的小粘米都是在盐碱地上种的，东北一直到黑龙江的水稻产量都是很高的。我说到这里，群众抱着一种希望，似乎是相信我说的道理。这是后来我们的放淤稻改能马上成功的原因。
从以上事例可见，客观存在的事物就会以不同的理性反映在我们的意识中，并成为互为对立的认识，那种反对黄河游荡泛滥的人，可能看到泛滥区群众所遇到困难的一面。但问题在于，在分析复杂事物时，必须分清主要和次要矛盾，并要看到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才能抓住复杂事物的本质，只看到次要方面，看不到主要方面，这也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人类历史从朴素唯物论到现代的辩证唯物论都曾经过形而上学的阶段，从我国的治水历史看，也反映了这样的规律。
总之，我们的先辈自古以来对黄河水沙资源的认识就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黄河的泥沙应该主要向海里输送，这就是著名的"束水攻沙"论；另一种与之相反的看法是：在下游平原将黄河大堤向后退建，或者用其他倒灌形式形成泛滥区，即以上所说的农业产量高的泛滥区，或历史上记载的所谓暴民决堤。又如，在黄河中游地区大规模地引洪淤灌，如春秋时代晋中平原的引汾淤灌工程，秦始皇时期陕西关中兴建的大规模引泾淤灌工程，以及自古被誉为富庶的河套灌区，也是秦汉时开始修建的。上述两种不同的看法，虽然在历史上曾长期并行过，但是，现在给人们的印象占主流的是"束水攻沙"论。在汉以后，由于"束水攻沙"成了主流观点，因此，治黄脱离了以农业为主的方针。这是治黄思想史上的一个大倒退，其错误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二、治黄的主要矛盾与不同的指导思想
从以上所简单介绍的古代治黄经验来看，近代的治黄技术应该远远超过古代，这应该是很自然的。但是分析一下现在治黄工作的实践，却不能不使我们有一个感觉，就是在治黄工程的许多技术和战略思维上却落后于古代；至少可以说，没有摆脱束水攻沙的治黄观点的束缚。一系列事实，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很多疑问，因而也不能不使人们去思考这些问题。在我看来，这些问题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过程，是一种思想方法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对于自古至今治黄过程中一系列实践经验的分析方法问题。
治黄实践中的主要矛盾
从我国古代治黄的历史来看，我们古代的水利工程，可以说完全是为农业发展服务的。为农业服务的水利工程主要表现为引洪淤灌工程；对此，从一水一麦的农业经营制度看，雨季引洪淤灌与麦季农田耕作，两者不仅不相矛盾，而且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直到目前为止，在西北广大地区，雨季引洪放淤灌溉的土地，在秋季雨后播种的小麦一般在第二年的夏季到来之前，其收成都是好的。这就是一水一麦的农业经营制度。在另一种情况下，春夏播种的秋收高杆作物，夏季引洪漫地也是一种保收的灌溉方法。由于引洪漫地效益显著，当地群众有一种经验，在特大洪水情况下，为长期打算起见，宁愿以牺牲秋收为代价来换取更多的水沙资源。但是，非常可惜的是，这种水利与农业的关系，长期以来，没有上升为系统的理论，因而在华北地区的农水关系，在认识上未能统一起来。对农水关系的模糊认识，就造成了水利与农业互相脱离的结果。农水关系的互相脱离，又逐步发展为治水工程的单纯技术观点。然而，单纯的技术观点在技术上是很不完整的，因为技术与经济本身就是一个整体。
在五十年代，苏联专家到了中国，他们所做的工程报告，一般说都是技术经济报告，这是有道理的。至于近代从国外引进的治水工程学，其中占主要部份的河流学，从水沙关系方面看来，一般说在思想方法上也是一种与农业乃至经济脱节的机械性观点。这种观点反映在治河工作中，尤其是在治黄工程中，往往不是把水沙资源看成一种财富，而是看成灾难的来源。而自束水攻沙理论在我国水利界占了统治地位以来，在学术界的多数人中，我国古代治水经验就基本上失传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前文已经说了，在我国的广大西北地区，到处可以接触到古代遗留下来的治水经验，这种在广大群众中继承下来的水土利用传统，简称水漫地，在学术界多数人中得不到承认。我们不仅仅从学术界多数人中失传而在群众中保持下来的实例中可以看出如下情况，具体地说，在上层普遍主张的水土保持口号和内容，与群众中的水土（泥沙）利用传统就很不一致。水土利用与农业生产二者在概念上是一致的，但其与水土保持在概念上则有一个大的差别，水土利用以至到水沙综合利用，在西北地区，从概念上说就是当黄河水沙全部用完之后，在治河的技术理论上就不存在黄河的泥沙问题了。目前在黄河的治河理论中控制泥沙被视为关键问题，但从水土利用和水沙利用的观点看，不存在河流每段的含沙量多少的问题，而每段河流上的不同含沙量及在含沙量的变化幅度内，对于农业来说只是运用的方法不同。那种认为含沙量不得超过某种极限的说法，从发展农业的观点来看都是技术与经济互相脱离的问题。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要认识各种事物间的复杂关系，必须认清这些事物之间所表现出的诸多矛盾关系，也就是要弄清各种矛盾之间的关系问题，尤其要弄清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只有搞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间的关系，我们才可能认识主要矛盾的发展与变化，反映为各种事物表现出的不同现象。为什么人们对治黄的各种复杂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要是没有分清治黄问题上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黄河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次要矛盾是什么？当前，在黄河流域存在着一个矛盾现象，这就是从农业上说黄河流域干旱水少，限制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而在水利上又说，黄河洪灾严重，每年都要花费巨资把数百亿方的水流送到大海里去。这一对矛盾在客观上能不能统一起来呢？答案是肯定的。
在我们看来，黄河的主要矛盾是黄河的水沙资源不足以满足流域内农业和工业发展的需要，或者说，黄河流域的根本问题是个农业问题，而不是什么洪水问题。发展农业的关键是水沙少了，而不是多了。因而，所谓黄河的性质，即她是宝河还是害河的问题就被提出来了，由于人们没有尽量利用水沙资源作为发展农业和工业的重要条件；因而就反映出水沙多了；简单地说，就是洪水灾害，水沙不是财富，而是祸害，于是千方百计想方设法用大量投资将水沙送入大海，使黄河在人民的印象中由宝河变成了害河。
两种不同的指导思想
由于黄河问题的关键是农业的发展问题，因而仅就黄河的干流整治问题就发生了两种互相对立的思想认识问题，即究竟我们的主要精力或工作方向是研究怎样把水沙送入大海的技术问题，还是研究如何将黄河水沙成功地引向农田，完成我们祖先所创造的淤灌，把水沙变成粮食或其他工农业产品？当然这后一种方法也同把水沙送向大海一样，需要解决一系列的技术问题。
由于把黄河看成害河，就只好用大量投资把宝贵的水沙资源送入大海，因而又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问题，这就是除了在平原河段不考虑利用黄河水沙，还要严格限制中上游黄河两岸的群众扩大历史上的引黄灌溉工程，理由是要保证有足够的水量将泥沙冲到海里去；而另一方面又考虑了修建大容量拦泥库的问题，这也浪费了大量的投资，却很少能为人民谋利。
从总的方面看，黄河流域的治理开发规划应以发展农牧业为中心，除了局部河段和部份支流外，全流域都应该以服从农业和城市工矿业用水制订工作计划的问题。从这一点说，研究黄河的水沙综合利用问题更显得特别重要。应以远景计划为目标，采用分区规划的方法，在三门峡或小浪底以上，把干流各河段和各重要支流的洪水，包括泥沙全部利用完毕，这在原则上应该是可能的。黄河上游水量应该基本用于西北和内蒙地区，原黄河规划把流往西北干旱区的河水，输送到有可能解决水源的华北，这是不合理的。在黄河中上游的水沙利用还没有显著成果时，沿黄下游两岸，以积极的态度研究和扩大灌溉放淤工程，就显然是一项既现实而又重要的措施，用巨额投资修建过渡性的大型拦泥库，或把含有丰富肥料的黄河水，穿过缺水的华北平原，送到大海里去，这也都是不合理的。对于黄河水沙是采取积极利用还是消极排斥，这是治黄方针的根本问题。
要制定一套正确的黄河流域开发治理规划，必须对黄河的本质和特性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简单地说治黄的关键何在，黄河究竟是条宝河还是害河，这个问题应该有个正确的认识。但在这个问题上，历来就不同看法。自古至今把黄河看成害河是主流的观点。目前的治黄方针错误地沿袭了这种观点。黄河为什么给人一个害河的印象？这就是大家所知道的黄河洪水灾害问题。我们认为，黄河的问题主要是农业和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不是一般人认为的水利上的防洪问题。黄河洪水灾害确实是存在的，但这种灾害有很大部份是由人们的错误行为造成的。如果总结历史上我国治黄工程上的成功经验，或者从农业经济发展方面总结治黄经验，那么黄河就显然不是一条害河了。
例如，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黄河千里唯富一套，或说黄河百害唯利一套。为什么黄河在河套河段是条宝河，而在华北平原就成了害河？又例如，为什么沿黄两岸临黄堤内居民和卫运河两岸的居民在解放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曾认为堤防加固了，农业产量却下降了？再如，为什么解放前黄河大堤的保护区农业产量远不如黄河泛滥区？如果我们设想一下，解放初期或更早一些，我们不是要求大规模地以所谓的现代化方式治黄，而是按照黄河曾有过的实例，例如在沿黄下游两岸退建数十公里的大堤，且在黄河两岸大堤之间只修建临黄小堤，仅仅防御普通洪水，而让较大洪水在两岸大堤之内有计划地泛滥。更简单地说，我们在两岸大堤之内只保护一季麦收，或叫一水一麦；那么，在黄河泛滥区的农业效益也相当于富饶的尼罗河泛滥区，或者说不会比河套地区的产量低。至于我们利用近代科学、现代建筑条件，把这个经验变成设计方案，轮流分洪放淤灌溉，在广大淤灌区实行一种新的农业体制，两年一水三熟或四年一水七熟；那么黄河是条宝河就更加明显了。
我们都承认黄河是与长江同样驰名的伟大河流，但对黄河为什么是伟大的河流，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应该看到，黄河最伟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是流经干旱区、半干旱区的河流，干旱区河流的水沙资源就尤其显得重要。因此，黄河的水沙资源利用应该是黄河治理开发规划的关键问题。黄河更重要的一点，是其水量的近60％来自上游的雪水区，这对西北高原的价值就更大了。因此，现在的治黄方针是不允许沿黄干流扩大灌溉，尤其是不准河套扩大灌溉，而主要是将水流送入大海。这显然是错误的。黄河流域的降水量越是往下游雨量就越大，这个特点说明黄河流域最缺水的地区是龙门以上，尤其是内蒙古高原。因此，黄河流域的治理开发规划应根据以上特点作为规划的依据。
潼关以下黄河各支流降水量较大，基本上可以自给。从远景上说，潼关以上龙门以下泾、洛、渭、汾四大支流尾闾地区可能缺水，需要由龙门或古贤等梯级补充供水，而华北平原海拔100米左右主要是100米以下，南水北调东、中线供水条件比较容易。所以在黄河流域的治理开发规划中不应该让山区的水量输向下游华北大平原，而应就地作完全充分地利用。
以上我们根据古代的治黄思想，引伸出的上述治黄思想，不是单纯的推理而是有充分的事实作根据的。但是解放以来，我们的治黄工作却是沿着另一方向走的，没有在我们先辈走过的道路的经验基础上继续总结提高。尽管古人不可能具有近代科学经验；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先辈的丰富经验和资料结合近代科学，总结制定出具体而科学的黄河流域治理开发规划。
然而近六十年来，一些人因循"束水攻沙"的成例治黄，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是黄河下游的河道不断淤高！解放以来，黄河大堤已经四次全面加高培厚，而防洪的压力却越来越大，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所谓的"小水大灾"。以往黄河过5000至10000个流量，下游两岸滩区的一水一麦都能保得住，现在2000多个流量就已经漫滩了。更有甚者，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黄河下游"二级悬河"的局面日益险峻，这在黄河几千年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这些事实说明，原有的这条治黄道路已快走到尽头。近几年的调水调沙，似乎给了"束水攻沙派"一点希望，然而小浪底的死库容一旦淤满，这个希望最终还是靠不住的；很明显，用六、七十方水送一吨沙子入海，这样的路是走不远的。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黄河流域的治理与开发已到了另辟天地的时候了。
三、新的治黄方针
从历史上看，由于黄河流域得益于黄河的水沙资源，使得流域的农业经济迅速发展，文化也就随之不断提高，并以"中原文化"的优势开始向其四周扩散。所谓"夫 唯黍生之"即指内蒙河套与北满地区在接受中原文化之后的变化。这些地区在学习了黄河流域农业生产经验以后，很快变成了富庶的农牧业区。
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生产的进步，在黄河流域之外的不少地区，例如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赶上甚至超过了黄河流域。黄河流域的经济文化在后期发展缓慢，除了战争频繁之外，也有其内在的原因。这主要表现为：黄河流域75万平方公里的流域面积，绝大部份都处于600mm降雨等值区内，属于干旱或半干旱地区。水是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之一，缺少雨水自然在一定阶段时就限制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而当时对黄河现有的水沙资源利用方面，又只是在部份条件较好的支流上进行，对于具有最大资源的干流来说，不但很少去利用，反而把它当做祸害送往大海去了。
诚然，黄河在历史上也确曾给流域的人民带来过深重的灾难。这是黄河的泛滥与溃决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但是，对于黄河历史上的这个重大问题，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它才符合客观实际呢？
基本框架
有人说，黄河泛滥成灾，皆因泥沙过多，只能根据"束水攻沙"的理论，将黄河泥沙送往大海，才能减少黄河的灾害。而我却认为，从总体来说，黄河流域是缺水地区，黄河的水沙资源不是多了，而是不足。如果能从大力发展农业和工业生产出发，全流域都来有计划、有步骤地、科学利用黄河水沙资源，则黄河就不可能再发生泛滥溃决之灾。认识不同，结论不一，对策自然也就各异。问题在于哪种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哪种方针切合黄河规律。在前文中，我们已经看到，黄河流域从古至今，都有利用黄河水沙资源的大量事实，凡是利用了黄河水沙资源的地方，在农业生产方面都得到了显著的增产效益。黄河的水沙资源是如此好的东西，怎么可以说它是危害黄河的根源呢？
当年周恩来总理对黄河可以为人民谋利益的提法非常重视，他鼓励我提出一个如何利用黄河水沙资源的方案。在周总理的支持与鼓励下，1965年我们从长办组织力量到黄河下游进行"放淤稻改"的实验。在黄河岸边，我们选择了一些过去寸草难生的低洼盐碱地引洪放淤，并在淤垫的泥土上面种植水稻，结果平均亩产达到300-400公斤，最高的达到500公斤。喜人的成果正鼓舞着我们来年大干时，不料这个计划却被文革打乱了。不过，凡是符合人民利益的事业总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据河南、山东水利厅统计，这两个省的引洪灌溉与放淤稻改面积，在70年代已经自发地发展到4000万亩。可以断言，如果当初我们的发展计划能够得以顺利贯彻执行，特别是输沙渠道的推广，其成较肯定比现有的大得多，或许已经接近于吃光喝净黄河水沙资源的目标了。这是以综合利用黄河水沙资源为主旨的一次成功的局部性实践，是对新的治黄方针的有力地检验和支持。
前文已经说过，我们可以根据古代的治黄经验，在华北平原上有计划地形成泛滥区，或者有计划地实行分洪放淤。在古代科学和建筑条件的情况下，那里只能是个自然泛滥区，而不可能有计划的分洪放淤。但在近现代技术条件下，黄河的水沙资源，从发展农业的观点出发，也包括城市生活和工业供水在内，在华北平原包括从天津到黄河口的广大沿海滩地，可以吃光喝尽全被利用。从黄河流域的开发远景来看，分洪放淤只能是一种近期工程。当黄河在华北平原以上的山区各支流或者干流的水沙资源被全部利用完毕之后，这种分洪放淤区就不再是黄河的分洪放淤区了，而是由外地引水的灌区。简言之，这就是近期与远景相结合。此其一。
其二，从秦汉以来，河套灌区及沿黄数百里引黄淤灌，就已有了系统的经验。但在解放以后，黄委没有根据古代的经验尽最大可能去改善老灌区的引排工程；相反，由于治黄工作走的是另一条道路，他们对沿黄可以灌溉的地区却作出不准再扩大的规定，限制了这些灌区的进一步发展，理由是要留有足够的水量输沙入海。近年来，他们又以节水为条件，进一步限制这些灌区的发展。在他们看来，节水不是为了扩大灌区和满足城市日益发展的生活和工业用水需求，而是为了给他们留足水量，好把宝贵的水沙资源送到大海中去。
其三，黄河各大支流的水沙资源，都有可能根据不同情况制定出水沙资源全部用完的规划。据当时山西省水利厅的负责同志讲，汾河水沙资源在本省境内完全可以吃光喝净，而当时只利用了60％，仍有40％流进黄河，这个40％的洪水，据说是为了照顾黄河干流的需要。在前文已经说过，晋国的窦大夫引洪工程和秦国郑国渠引洪工程，历史上证明是非常成功的经验。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种经验制订出把黄河各大支流水沙资源吃光喝净的具体规划。
其四，现在西北广大地区内，可以找到许多较小的支流水沙资源全部利用的实例，其中包括古代遗留下来的工程。凡是水沙资源全部利用的地区都是农业高产地区。这种情况的继续发展与扩大，也是西北水沙资源利用无限扩大的一种美好前景。在这些地方有一种说法，西北地区的老百姓，下雨时往外跑，而不象其他地区所见到的那样下雨天就回家。这是因为在山洪暴发时，水里含有很多牛羊粪和高含量泥沙。他们冒大风雨的目的是为了拦截和抢用这种水沙资源。这就是由古代遗留下来的引洪淤灌传统，这个传统所以能保持下来，因为它是农业高产的法宝。而水土保持论者，由泛论水土保持，发展为所谓小流域治理；从表面上看，似乎与古代传统殊途同归，但实际上归宿有别。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小流域的治理重点是不让泥沙进入黄河干流，由完全不考虑农业变为部份考虑农业。因而，群众也由完全不关心到略表欢迎。因为，这种小泥库国家投资群众欢迎，国家不投资群众就干不了。由于指导思想不明确，也修了许多与群众农业生产无关的小泥库；对此，群众又表示不欢迎。当群众自己在一些小泥库上游修建梯田拦截了水沙资源，于是，上游梯田增产了，而下游小泥库形成的大梯田又减产了。这种小梯田坝地利用水沙资源的做法，群众是热烈欢迎的。有的地方群众为争夺水沙资源曾发生械斗，甚至打死了人。群众真正懂得这种传统方法的重要意义。以上事实表明，这种由水土保持发展而来的小流域治理，与传统方法的水土利用之间的关系，确为殊途同归，而又归宿有别。
其五，在广大西北地区，一般地说不存在地下水位高的威胁；相反，他们是希望地下水升高。因为西北普遍地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广大群众的生活用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另一个是在雨季到来以前，长期干旱，春秋播种时只能从远处运水点播。因此，地下水位抬高是普遍得到欢迎的。因为这对西北地区打井取水创造了有利条件。秦始皇的大将王翦退休之后，在家乡陕西富平县赵老峪开发利用了一条河流。这条河的水沙资源，出了山口以后全部被吃光喝净，使当地群众生活过得很好。这条河流下游的更大地区，群众要求分享泥沙资源，由于数量有限，却始终不能如愿。于是他们利用地下水位升高，普遍地采取打井灌溉的办法。因此，在解放前，井灌区的群众生活也很好。因为在那时，上游地区每年是一水一麦，而下游井灌区则是一麦一秋，一年两熟。由此可见，西北地区地下水位升高与华北平原的结果是不同的，而是求之不得的。在西北广大地区全部吃净黄河水沙资源，不仅是个美好的远景，而是马上可以加快步伐迈步前进了。
若干原则
总的来说，治黄的工程措施，必须在农业上有显著的增产效果，如果没有这一条，就是行不通的，或者说不可取的。1965年我在黄河下游进行的放淤稻改，凡是在农业上得到一季收成的地区，广大群众无不热烈拥护，几百万亩的一季水稻收成，平均产量都比过去增产4至5倍，凡是经过二年试验的地区，麦稻二熟的成果就更为明显。除一稻一麦完全成功外，在农业上的水旱轮作，排灌结合以及输沙治沙改造地形等工程措施，后因文革的冲击被迫停工。但是可以肯定引黄放淤稻改的初步胜利，已为继续完成这些被迫停工的工程创造了有利条件。至于因放淤稻改而抬高地下水位，增加了盐碱化的问题，也因后来的井渠双灌办法而得到解决。
1990年秋天，我曾到河南、山东考察"放淤稻改"，此时豫鲁两省放淤稻改面积已达到4千万亩。但据了解还有很多群众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因为他们距离黄河岸边较远，引洪渠道易被淤死，享受不到黄河水沙资源的效益。其实，这个问题我在1965年就已想到了。当时，在我的输沙工程计划中，就包括了输沙渠道的设计问题。
输沙渠道不同于一般水渠，就在于它虽然输送的是含沙量大的浑水，但也不至于因此而淤积。因为人工渠道经过衬砌处理之后，只要能做到合适的断面、坡降及保持适当的大流速，就可以做到不冲不淤。这种输送渠道一旦变成现实，就有了可能将黄河的水沙输送到黄淮海平原任何需要这种资源的地方，使黄河水沙资源得到真正广泛而充分的利用。
后来我听说，这种输沙渠道在西北已变成了现实。其中特别突出的是宝鸡峡灌区最远输送距离达200公里，由于渠系的改造和科学管理的运用，使高含沙浑水（含沙量在560kg/m3以上）可以长距离输送而基本上不发生淤积，其中洛惠渠引水含沙量最大达到959kg/m3。这种输沙技术于1983年至1985年又在陕北五个试点灌区大面积推广。如果我们将这种技术运用于华北，例如，在滏阳河、子牙河和南运河之间的黑龙港地区，是一大片七十二连洼，面积达上万平方公里，如果我们在位山以上，如濮阳、人民胜利渠等地分水引黄到这个地区，其效益自不待言。特别是向这一带引水还可兼收对冀东高氟地下水的改造之效，为当地群众解除对健康和生命的危害。
因此，治黄的工程措施必须在经济上有显著的效益，这是一条基本原则。那种花巨资把水沙资源送到大海里去的作法，何利之有？另外一条原则就是治黄的措施要与当地广大群众的利益密切联系起来，通过发展生产和经济调动群众的治黄积极性，摆脱完全靠国家投入来治黄的困境。就此而言，令人快慰的是，经过几十年的摸索，"水土保持"终于找到了一个正确的道路，这就是"小流域治理"。它的中心环节是广开水平梯田，改草改林，打坝淤地。据我在八十年代听甘、陕水土保持部门的介绍，他们用山顶上的水平沟地植树种草，用山腰间的水平梯田种植小麦，在沟底筑坝拦沙淤地，种植耐碱作物。这样，不仅将农业产量由每亩20余公斤提高到200余公斤，而且还能做到年降雨量小于500mm时，再也没有剩余洪水出沟，也就是说，经过较全面治理的小流域，其水沙资源全被吃光喝净，所谓土不下山，水不出沟。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小流域治理"同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结合起来，这无疑将大大调动广大群众参与这一伟大事业的积极性，为这一事业的蓬勃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对于黄土高原地区来说，其意义尤为重大。因为黄土高原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区。一旦这里的水土资源被全部吃光喝净，不仅将使黄河的含沙量大为改观，而且还为我们展现了一个黄河水沙资源综合利用的光辉前景。
综上所述，从黄河流域的整体而言，基本上可以说主要是农业和经济的发展问题，而所谓黄河的水利问题也是农业与经济发展的一部份。黄河本身并不是一条害河，黄河的所谓灾害也是由于对黄河水沙资源处理不当所造成的。至于为了解决或减少黄河灾害进行的所谓水土保持实际上走了30年弯路，即在30年的过程中，水土保持工作基本上是与农业无关的，走了弯路也是因为它脱离了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与当地农民的生产没有发生利益关系。因此，群众也就有理由不关心不理睬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