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调查研究通讯》No.2004-6     2004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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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产业经济概观之一--市场前景与供给格局

薛玉炜

    中国经济经过二十多年的高速发展，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即从工业主导的高速增长转向以城市化为轴心、从出口导向转向国内需求拉动，从而带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现代化进程。在中国经济新的发展阶段，其消费和投资的特征与以往迥然不同。在以往的发展阶段，其消费和投资的特征是，消费以农副产品和轻工产品为主，投资以建立完整工业体系的内部供求循环为主；而在新的发展阶段，消费将以能源重化工高加工度化产品及其支撑的相关服务为主，投资则主要是为满足能源重化工高加工度化消费资料及其相关服务的生产提供生产资料。
    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公用产业将成为联结生产和最终消费最主要的经济部门之一。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现在正处于一个加速发展的阶段，城市化率每年以一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增长，在未来的20年内，我国人口的50%--60%将居住在城市；作为公用产业空间发展主要载体的城市，其经济和规模的高速发展，为公用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也为公用事业的产业化，从而形成规模化、市场化的公用产业提供了发展的机遇。本文将对公用产业的市场需求前景、供给的形态以及公用产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做初步的探讨。

一、分析的基础

范围的界定
    公用事业及其提供的公共品是一个十分广泛的范畴，因此，有必要对本文所研究的范围进行一定的界定。公用产业及其提供的产品属于公用事业及其提供的公共品的范围，但它并不是一般公共品理论中所指的纯粹的公用品，而是属于其所定义的准公共品的范畴。
    这种准公共品具有两个明显的属性：其一，成本和收益可以确定；其二，并且可以通过收费实现其效益。由于具有上述属性，在其供给机制上，市场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它不仅可以由政府来提供，也可以由政府授权的民营（或私人）企业来提供。因而，这种准公共品具有了产业化经营的特性和基础，所以，本文将其称为公用产业。
    在空间属性上，我们将主要讨论城市公用产业。从需求的角度讲，城市是对公用产业所提供的产品需求最多的区域；从供给的角度看，由于公共品供给的效益很大程度上受经济规模和经营规模的影响，城市公共品供给更易于实行产业化经营。另一方面，在未来的20年内，随着城市化的加速，我国将有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因而，更有必要研究城市公用产业的需求前景、供给体制、产业化的过程以及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应该强调的是，由于我国已经开始进入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消费结构也从以往的农产品和轻工产品为主向以能源重化工高加工度化产品及其支撑的相关服务为主，从发展的角度出发，我们在研究公用产业时，将侧重于与居民最终消费密切相关能源、资源类产品（包括高度信息化产品）。
现实中的数据
    在现有的统计体系中，难以分离出居民对公用产业（这里我们主要指供水、供电、供暖、通讯、燃气等）产品的消费状况，因此，本文采取对典型数据进行稳健计算的方法来估计其消费状况，并使用可以得到的统计数据进行辅助分析。
    典型数据取自北京市一个中等收入家庭（三口人）对公用产业产品的消费状况，基本数据为其近几年来每月消费的平均数，产品价格按目前使用价格计算，并做稳健性的处理。
 

典型数据：	公共产品消费数量及支出
用电：	每月电消费量200千瓦时，年消费量2400千瓦时。按每千瓦时0.44元计，月支出88元，年支出1056元。
用水：	用水：每月自来水消费量14立方米、热水消费量2立方米；年自来水消费量168立方米、热水消费量24立方米。按自来水每立方米2.9元、热水每立方米10元计，则月支出60.6元，年支出727.2元。
用气：	每月消费量25立方米，年消费量300立方米。按每立方米天然气1.9元计，则月支出47.5元，年支出570元。
用暖：	（住房面积按100建筑平方米计算），按每建筑平方米每个供暖季30元计，则平均每月支出250元，年支出3000元。
通讯：	按一部固定电话，1.5部移动电话计，每月支出350元（其中：固定电话费100元，网络费100元，移动电话费150元），年支出4200元。

　

    以上几项支出合计：月支出796.1元，年支出9553.2元。 
    在我国以往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轻工产品中的"老三件"、"新五件"都曾在居民消费的不同阶段中占据着重要的作用，也都曾经作为经济增长点对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起过较大的作用。但是，比较现实状况下居民家庭在几大耐用消费品（轻工产品）上的支出和上述公用产业产品（能源、资源、信息产品）上的支出，可以清楚地看出，后者比前者高出一个数量级。以城市家庭必需的耐用消费品彩电、冰箱、洗衣机、壁挂式空调、移动电话作为比较对象，目前平均价格约为1500元，如果按前四项平均使用年限为10年、移动电话的平均使用年限为5年计算，则平均每年的消费支出为900元（每个'大件'的年消费支出平均仅为180元），仅相当于上述公用产业产品年消费支出的9.5%左右，或者换句话说，家庭在上述公用产业产品上的年消费支出相当于53个大件耐用消费品的年消费支出。
    尽管近几年来，在国际经济调整的情况下，我国经济仍然保持着快速的增长，但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投资的高速增长和出口的拉动，国内需求市场依然疲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经济的发展将会逐步转向国内需求拉动，那么需求的增长点在哪里呢？我们认为，城市住宅及相关产业集群将成为未来50年中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支柱产业[6]，而现实中的数据表明城市公用产业及其提供的产品将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消费增长点。

二、公用产业市场需求的前景

    影响城市公用产业消费需求的关键因素主要是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城市人口的变动，为了对未来20年我国公用产业消费需求的前景做出量级上的稳健估计，我们首先将对上述三个因素的变化特征和范围进行一个基础的估计和把握，进而寻求分析2020年前后公用产业消费需求的参照系。
收入与消费参照系的确定
    下面的分析将表明，前述的典型数据可以作为2020年前后全国城市居民家庭公用产业平均消费水平的一个稳健估计（或说偏保守的估计）。在分析中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假定，即从目前到2020年期间，我国城市居民家庭的收入水平仍处于图1的A、B两点之间，在此收入水平下，公共产品消费的收入弹性大于1。
    假设从2003年到2020年我国城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年均7%的速度增长、城市居民平均每人全年家庭可支配收入也以同样的速度增长（扣除价格因素），并将上述典型数据中北京中等收入家庭的每人全年可支配收入定义为北京相应数据的两倍。应该说明的是，今后18年年均7%的增长速度并不是一个低的估计，但我们主要比较的是全国城市经济的增长，7%的增长速度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依此计算，2020年所要估计的经济数据将是2002年相应数据的3.38倍。2002年，北京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8449元，居民平均每人全年家庭可支配收入为12463.92元；全国的相应数据分别为8184元和7702.8元。则根据上述定义和假设，2002年北京中等收入家庭每人可支配收入约为24928元；2020年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27662元，接近北京2002年的水平；而2020年全国居民平均每人全年家庭可支配收入约为26036元，则超过了2002年北京中等收入家庭的水平。
    由此，根据图1中关于收入与公用产业产品消费的假设（另文分析），前述北京市中等收入家庭公用产业产品消费的典型数据可以作为分析全国城市2020年前后公用产业产品消费需求的稳健参照系。
城镇人口增长的简单估算
    上述稳健的参照系确定了2020年前后城市人均公用产业产品的消费水平，而城市公用产业产品的消费总量则取决于当时城市人口的总量。文献[6]详细分析了未来我国城镇人口的增长趋势，在此，我们对2020年前后的城镇人口状况做一个简单的估计。
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在1987年达到峰值后，一直呈下降的态势，2002年下降到了6. 45‰，但根据人口学的研究，在人口达到16亿的峰值前，我国的人口总数将一直呈增长的趋势。我们以6‰的年均自然增长率来估计2020年我国的人口总数，并按城镇人口比例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来计算城镇总人口。
    据此估算，2020年我国的人口总数将达到14.31亿，比2002年的12.85亿人增加1.46亿人；城镇人口比例将从2002年的39.09%增加至57%左右，城镇人口也将从2002年的50212万人增加至81670万人，净增加31458万人左右。按此估算，在未来的18年里，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约1750万，与柯堤的估计没有统计估算上的差异，而这种增长将主要是来自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
需求的前景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在居民的公用产业产品消费中电力消费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而且，考虑到在未来城市人口的增长中将以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为主，这部分机械式迁移人口在用热、用气、用暖等公共产品的使用上将发生比电力消费更大的变化，因此，使用生活电力消费量作为综合性指标，可以对公用产业市场的需求前景做出更稳健的估计。
    根据前文确定的稳健估计参照系和2020年前后的人口结构，我们便可以勾勒出2020年前后城市、乡村和全国居民电力消费需求的前景，其中乡村居民人均电消费量按当时城市居民电消费量的一半计算（笔者注：根据近几年城市和乡村居民电消费量的增长趋势，并考虑到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农村消费水平会相应更快增长，这一估算是一个不高的比例）。2020年前后，城市居民生活电力消费量估计在6534亿千瓦时左右（800千瓦时/人·年 ×8.167亿人）；乡村居民生活电力消费量估计在2457亿千瓦时左右（400千瓦时/人·年 ×6.143亿人）；则全国居民生活年电力消费量约为9000亿千瓦时左右。全国居民生活电力消费量是2002年约2000亿千瓦时的4.5倍，年均增长率为8.7%，2002年至2020年十八年间的生活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将达到1.24，即居民生活电力消费量的增长速度高于国内经济增长的速度（均按年均增长速度计算）。2020年的数据表明了居民生活电力消费市场的广阔前景。
    从本文研究的主体--城市公用产业的角度上分析，其市场需求的前景更为广阔，2020年城市居民生活电力消费量估计值是2002年实际消费量的5.47倍，年均增长近10%。对消费增量进行分析，在5339亿千瓦时的消费需求增量中，有53%来自原城市人口人均电力消费水平的提高，而高达47%的增量则来源于新增城市人口的消费需求。也就是说，由于今后城市人口规模的增长将主要来源于农村人口的机械式迁移，今后城市生活电力消费需求增量的近一半将是由城市化进程加速所提供的。
    对于生活电力消费市场的稳健估计，勾勒出了公用产业产品美好发展前景。事实上，在我国经济转型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国内消费将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拉动力，而消费将以能源重化工高加工度化产品（包括高度信息化产品）及其支撑的相关服务为主，其中公用产业（尤其是城市公用产业）同城市住宅产业又将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国民经济支出结构上讲，在未来的20-30年中，消费所占的比重将从现在的50%左右增加到60%-70%，而从消费结构变化的角度讲，上述公用产业产品消费的比重将从现在的10%左右增加5到10个百分点，这样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将从现在的不足10%增加到10%-20%，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消费增长点。
城市公用产业的发展水平是城市文明和进步的标志，也是反映居民对提高生活质量需求的一个重要指标，即便是在现有收入水平下，由于消费的偏好和对生活质量的追求，生活电力消费在有些个案中也已经达到了目前发达国家居民生活电力消费的水平[15]。以生活电力消费为综合性指标，城市公用产业广阔的市场发展前景表明：一方面，广阔的市场需求为其产业化经营提供了条件和机遇；另一方面，也对其供给的形成和运营机制提出了挑战。

三、供给的格局与限制性因素

    与城市公用产业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发展空间相比，城市公共产品的供给市场发育则严重滞后，在管理体制、运营机制、投融资渠道、价格形成机制等诸多方面，难以适应随着居民收入提高和城市化规模扩大带来的消费需求市场扩张。
    从国民经济发展的角度上讲，加速城市化，以及由其带来的国民经济消费和投资结构的变化，将成为我国经济新发展阶段的主要增长动力，但城市化的进程不仅仅是城市人口的简单增加，而是在城市人口增加的过程中所带动的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质量的提高。仅仅追求城市规模的扩张，而没有其质量的相应提高，城市化过程就难以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城市公用产业所提供的正是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载体，加快发展城市公用产业是提高城市化水平和质量的必要条件。
    城市公共品供给市场发育滞后的主要原因在于：从整体上说，其投资--补偿流程、经营--效益回报流程尚不能适应产业化经营的需求，而其中的关键因素又在于政府在公共品产业化经营过程中的角色定位。
供给的特征
    就本文主要讨论的城市准公共品而言（主要是供水、污水处理、供电、管道天然气或煤气、集中供暖等可以通过使用者付费来补偿成本的公共品），其供给的特征主要是由这些产品的经济、社会特征和属性决定的。供给的特征表现为：天然垄断性、较强的地域性和收入的再分配特性[3]。
    在投资和经营方面，这类具有天然垄断性特征的公共产品具有初始投入巨大而经营中规模效益明显的特性。具体而言，这类产品成本中固定成本的比重很大而可变成本的比重较小，初始的管网、设备投资巨大，而一旦建成，增加产品供给所需的追加成本有限，并且随着产出量的扩大，平均成本会随之下降[3]。因此，扩大这类产品供给的关键因素在于筹措其巨大的初始投资。
    其较强的地域性和收入的再分配特征是指：其生产、服务和消费主要是本地市场；以及其可以作为一种分配的手段，实现有利于本地城市贫困阶层的收入分配政策，如在这类城市公共品使用上对城市贫困阶层实行直接财政补贴。由此表明，城市政府将是这类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无论从国内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现状，还是从发达国家城市发展的经验做法上观察，莫不如此。
    但是，与城市化加速和提高城市质量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巨大需求相比较，目前我国城市财政中能够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支出相形见绌。相比联合国推荐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基础设施投入占GDP 3%~5%的比例，我国长期以来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投入严重不足，"七五"以前投入的比重在1%以下，"八五"期间平均为1.3%，"九五"期间平均也仅达到1.8%的水平。以2002年我国GDP超过10万亿、按联合国推荐的最低标准3%计算，每年需要投入城市基础设施的资金应为3000亿元，而仅仅要处理掉中国城市50%的污水，就需要建造10000家污水处理厂，资金的需求就将达到近4000亿元[9]，何况我们离达到上述最低的标准尚有不小的距离。
    城市政府有限的财力和城市基础设施巨大的投资需求之间的矛盾，将减缓通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来提升城市发展质量的进程，从而限制加速城市化过程的速度。正如刘易斯在其经济增长理论中所提出的那样，"政府可能由于没有在公用事业上进行充分的支出而限制了经济发展。"[11]。按照我国现行的财政管理体制，除非得到中央财政的支持，地方（城市）财政只能使用本级财政扣除经常性开支后的节余财力进行城市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因为《预算法》中明确规定地方（城市）财政不得列赤字。由此，限制了城市政府通过财政信用方式（城市债券）筹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以弥补需求--供给所需资金缺口的可能性，而这种方式是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建设投资的一种主要方式。也使得城市政府不得不主要依靠城市土地增值（并主要是依靠城市土地的出让和批租）来筹集城市建设所需的巨大投资资金，这也是新一轮"圈地热潮"的根源所在，并由此滋生了许多另中央政府不得不加以整顿的问题。
    城市政府财政预算内建设资金的不足，以及可利用筹资渠道的不畅，一方面将使得城市公用品的供给一直处于短缺的状态，另一方面也使得城市公用产业难以发挥其在城市经济发展中应有的作用。并且，这种体制上的不良因素也对城市公用产业的经营产生着负面的影响。

体制的因素

    城市政府不仅仅是城市公用事业的主要投资者，也是其主要的经营者，并且有意或无意地强化着其天然垄断性的特征，使得其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在计划经济时代，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由于我国长期实行的"低工资福利体系"政策，公用事业承担着居民的社会福利的职责，因此，公用事业的经营往往承担着政府的政策性亏损。但是，随着以福利分房制度改革为龙头的城市福利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和完成，住房、供电、供水、污水处理、供气等利用使用者收费进行成本补偿机制基本建立，集中供暖收费补偿体系的改革正在加紧进行[12]，在这种状况下，强调这些公用事业部门的微利或严重亏损就不具备经济上的必然性了。其实，体制性的因素在其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从行业的属性上说，由于其天然垄断性特征，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公用事业是一个回报稳定、风险范围可以预测的行业；即使是在国内目前的状况下，在不涉及体制因素而仅从市场经营的角度讲，成功的范例也很多，文献[5]就总结了天津市供暖体系成功改革和经营的案例，石家庄市也在没有改变国有体制的情况下，通过经营上的改革一举改变了市供暖系统严重亏损的局面。如此看来，国有体制并非是这些公用事业微利或严重亏损的必然因素。
    那么，既然有许许多多成功的案例，为什么从总体上讲，城市供水、供气等公用事业仍然是微利或亏损，而其人员工资和福利水平却高于社会平均水平，这巨大的反差原因何在呢？这里既有计划经济时代垄断性经营的体制痕迹，也有与城市政府筹集城市公用事业建设资金渠道的体制和政策性因素。新华社记者李荣在一篇关于"公用行业国资流动加速"的调查报告中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其一，"与公用事业主业的相关增值配套产业由公用企业的附属企业或'三产'承担，于是资金转到副业，利润也由主业流转到了副业。"这样，就产生了主业的亏损和人员的高工资及福利水平的巨大反差。其二，"在大部分城市中，长期以来公用企业的唯一投资者是政府，政府视其为'姓公'的附属物，从统筹考虑的角度可以随意将其资金划转，另做它用。"因此，公用行业的经营企业仍然要承担政策性的亏损。其三，更为重要的是，"公用企业长期以来充作政府向银行贷款的'出面者'。"
    实际上，由于目前财政体制设计上的限制，使得城市政府在面对城市公共品需求快速增长所带来的对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巨大需求的时候，难以通过体制和政策的设计来筹集这部分建设资金，转而通过其经营的公用企业套用银行资金来弥补这一缺口，同时也将可以通过财政体制设计规避的风险转移到了银行。同时，应该指出的是，前述公用事业经营上的体制和政策性因素，都将成为公用事业产业化过程中的关键性制约因素。

变化的格局
    

    近年来经营城市的理念不断升温、公用事业民营化的讨论和案例也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城市公用事业投资、经营格局的变化已是潜流涌动，我国经济生活中最活跃的群体--国际资本和民营资本已经开始向公用事业这个"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发起了攻击。城市公用事业国有资本大量流出和民营资本、国际资本大量涌入呈现加速之势，国有资产向非国有资本转让的各种限制被一一突破。
民营资本和国际资本进入城市公用事业来源于两个方面的需求：其一，非国有资本看中的是，能够以使用者付费补偿成本的城市公用事业产业化经营的广阔市场前景，和其收益稳定、风险相对可以预测的供给特征。其二，城市政府追求的是，快速变现巨大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并以此弥补满足城市公共品需求所需的巨大资金缺口；同时，由于上述经营体制因素作用下，城市公用事业的"经营"性亏损往往是城市财政的包袱，因此城市政府也有甩"包袱"的想法在起作用。但对城市公用事业巨大投资资金的需求仍然是主要的因素。
    但是，在城市公用事业国有资产加速向民营资本、国际资本转移的过程中，城市政府可能为了解决现时的投资资金困难而忽略了长期性的问题，其一是忽略了城市公用产业长期稳定收益的前景，其二是忽略了城市公用事业作为城市收入分配手段的特性。我们在安徽省调研时，安徽省建设厅推进城市化建设办公室的同志在谈及城市公用事业向非国有资本转移时，就对由此引起的城市经济安全不无担忧。
    尽管如此，民营资本、国际资本的进入引致城市公共品供给格局的变化。变化的格局体现在，一方面，非国有资本的进入，在逐渐改变城市公用事业由城市政府单一投资、经营的局面；另一方面，经营、管理体制的转变，和赢利模式的建立（目前，已经有不少民营、外资经营公用企业赢利模式的案例），将更进一步推动城市公用产业国有经营企业经营体制的改革、和经营方式的改变。
流程的重构
    民营资本和国际资本具有逐利的天性，其大量流入城市公用事业的建设和经营，也说明了城市公用事业的产业化经营大有可为，并不仅仅是城市财政的"包袱"。综观目前非国有资本进入的主要公用事业领域，其主要集中在自来水供应、污水处理、城市管道燃气供应、城市收费道路及隧道等的建设，等等；这些项目最主要的共同特点是：可以通过使用者付费的方式进行成本的补偿和经营的核算。随着最后一项全民（其实主要是城市居民）福利制度--集中供暖面对货币化进程的推进，将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准公共品供给采用使用者付费补偿成本的方式（比如，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对垃圾处理实行收费等等），这又将在更大的范围构成城市公用事业产业化经营的基础。
    根据上述对城市准公共品需求和供给格局的分析，面对巨大的需求市场，目前非国有资本流入的规模仍是杯水车薪，要真正在全国城市经济的范围内启动城市公用事业产业化过程，并通过这一产业化过程来营运城市，必须重构城市准公共品供给与消费的收支流程、资本投入与补偿的流程。由于与城市准公共品供给相关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初始投入巨大的特征，在目前城市财政可以用于此项投资的资金匮乏的状况下，近几年城市的"圈地"热潮、城市公用事业国有资产加速向民营资本和国际资本转让，莫不与城市政府对城市建设资金的渴求有关。但由于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监督制度的滞后和不健全，在此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
    我们认为，在城市公用事业产业化的过程中（或说在加速我国城市化的过程中），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成功的经验，使城市建设债券成为启动城市公用事业产业化过程的关键和主导因素。原因在于：一，城市政府以城市建设债券的方式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符合纳税人公平受益的原则，并且在经济发达国家被证明是成功的；二，通过立法将城市建设债券纳入城市地方财政预算的范畴，能够通过地方人大实施监督；三，虽然我国目前的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不能发债，但是目前地方政府负债进行城市建设已是公开的事实。我们在安徽省的调研也说明了这一点，淮南、蚌埠、马鞍山、芜湖等几个城市在安徽省与国家开发银行所签定协议的框架内，以城市财政为信用担保（地方上称之为"财政兜底"）的方式、由城市政府指定的政府性公司出面经营开发银行给予的授信，进行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14]。国家开发银行在全国100个城市都进行了类似的操作。
    以城市建设债券作为城市财政预算内城市建设资金的主要补充、以BOT方式等多种形式引导民营资本和国际资本参与城市准公共品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并在规范的前提下合理使用城市土地增值的筹资功能，由此，建立以城市建设债券为主导的多元化筹资模式，以满足城市公用事业建设资金的巨大需求。尤其要指出的是，在城市公用事业产业化的过程中，对初始启动投资资金的巨大需求，只能依靠城市建设债券来满足。
    建立规范的筹资渠道，使得城市政府能够将工作的重点主要放在协调投资与收益、消费与供给、经营与管理等方面，以使得城市公用产业能够健康、持续、协调的发展。借用刘易斯关于城市政府和城市公用事业的一个论述，"…政府能促进经济增长的方法之一就是充分发展公用事业，因为这是为其他企业提供一个框架所必要的"[11]。

四、小结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开始发生重大的转折，在未来的20年，发展方式的转变将持续深化。在这个过程中，加速城市化带来的对城市公用产业产品的巨大需求，将使得城市公用产业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柱产业之一。在此阶段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城市公用产业产品的消费弹性系数将持续大于1；而城市公用产业产品的消费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也将不断增长，到2020年前后，这一贡献率将比现在的水平翻一番，达到13%--20%左右。
要充分发挥城市公用产业产品需求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必须解决其目前供给格局中制约产业化的因素。建立以城市建设债券为主导的城市公用产业建设资金的筹资渠道，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参考文献：

[1]薛玉炜 柯堤，"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在哪里？"，《调查研究通讯》，No.2003-12，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2003年10月8日
[2]柯堤，"辽宁考察观感"，《调查研究通讯》，No.2003-1，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2003年1月1日
[3]王晶 编著，《城市财政管理》，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10月
[4]薛玉炜，"湖南考察观感"，《调查研究通讯》，No.2003-7，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2003年7月28日
[5]柯堤，"山西省考察观感"，《调查研究通讯》，No.2002-6，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2002年5月18日
[6]柯堤，"住宅经济概观--市场前景与形态特征"，《调查研究通讯》，No.2002-17，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2002年10月18日
[7]国家统计局 编，《2003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9月
[8]国家统计局，"能源瓶颈对经济发展制约作用增大"，"上海证券报"，2003年12月9日
[9]大卫·墨菲 文，郭桥 译，"跨国公司要为中国城市'止渴'"，美国《远东经济评论》，2003年5月15日
[10]史彦，"城市公用事业如何民营化？"，"经济观察报"，2002年1月24日
[11]W·阿瑟·刘易斯 著，梁小民 译，《经济增长理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
[12]丁文亚，"最后一项全民福利制度--集中供暖面对货币化"，"北京晚报"，2003年12月6日
[13]扬眉，"水电燃气涨价能否听证？公用产品成本模糊"，"财经时报"，2003年12月13日
[14]课题组，"安徽省建设厅：用好'开行'授信 加强城市建设--安徽调研访谈纪要之三"，《工作通报》，No.2003_44，参天水利资源工程研考会，2003年12月15日
[15]注：我们在湖南株州考察时，计委的一位同志家庭（三口人）出于对清洁的高要求（电热水器洗浴），月均家庭电力消费量达到500度左右；无独有偶，最近在安徽淮南调研时，当地陪同考察的一位同志家庭（二口人）出于对房间舒适度的高追求（夏天用空调纳凉、冬天用空调取暖），一年内倒有三分之二的月份月均电力消费量也在500度左右。从上面两个个例看，居民家庭电力消费的前景多么广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