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调查研究通讯》No.2006-14
2006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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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国家关系的差异性及其对台湾问题的影响
方冶立
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在东亚建立军事、经济乃至政治同盟，有助于维系其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保障美国的国家利益。而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跃成为东亚最强盛的国家之一，尽管它在十九世纪末至二战世界这段时间内对东亚各国进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军事侵略和领土扩张，对东亚各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不过客观的说，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不容忽视。美日的国家关系对东亚地区有着较为重要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国在实现各自国家战略目标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手段和途径。
美国的国家战略目标是维持其自苏联瓦解以来所形成的在全球的主导地位，而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便是积极观察可能存在的挑战美国地位、危及美国国家利益的国家或者组织。在东亚地区，美国较为关注的国家包括日本、中国甚至北朝鲜。美国所寻求的是东亚各国对东亚地区低影响力、对美国的低威胁能力及对美国一定程度的依赖性平衡[1]。反观日本，其国家战略目标则是成为东亚地区的主导国[2] ，尽管二战战败、八十年代开始的经济扩张皆以失败告终，但是日本仍旧没有放弃其战略目标，现在日本在实现该目标的途径方面与美国现行东亚战略部署合拍，通过与美国的联盟逐渐实现其自身的战略胜利。在历史上，美日两国关系一直在联盟—对抗中摇摆。而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国家关系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界因素。这种外界因素对美日两国相互之间的政策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在台湾问题上，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力量纠葛于此，美日对待台湾问题的态度在本质上有较大差别：美国希望保持台湾现状，牵制中国、日本乃至整个东亚地区，而日本则一直积极争取扩大在台影响力，将台湾视为日本再度振兴的关键之一。两国对台态度的差异决定了它们在处理台湾问题上将采取不同的战略途径，这为分析复杂的台湾问题提供了另外一种观点。
美日国家战略的冲突及联盟 — 对抗关系
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来看，美日两国的国家战略目标存在着较大程度的冲突。美国如今已经是世界第一强国，但是由于存在着各种潜在的、现实的威胁因素（例如著名的所谓“邪恶轴心”以及其他具备或者潜在具备挑战美国地位和国家安全能力的国家和地区），所以美国的国家战略目标是通过对全球几个重点地区的监督，保证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国家安全（包括军事安全、经济安全）不受威胁[3] ，其所采取的战略手段则是“防御型进攻”，对可能具有威胁美国地位和国家安全能力的国家级地区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不论这些国家和地区是否有意识向美国挑战。美国“防御型策略”的盛行源于二战时期，由于美国在战争前期并没有实际投入作战部队参与反法西斯战争，而仅是向英国、苏联提供军用物资间接支持反法西斯战争[4]，导致德国和日本在欧洲和东亚地区的势力迅速膨胀，并最终威胁到美国自身的国家安全（珍珠港事件严重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促使美国迅速参战）。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这种“防御型策略”从本质上来说并非是纯粹的扩张性，而是一种基于自我保护的反应。
在东亚地区，美国所采取的平衡策略的目的是为了使得东亚各国对本地区仅具有较低的影响力、对美国的低威胁能力及在一定程度上依赖美国的平衡。在20世纪八十年代，日本试图凭借其经济实力，重新整合东亚经济秩序乃至政治秩序，赤松要所提出的新型“雁阵模式”和1997年日本所试图倡导的“亚洲货币基金”都是日本为实现主导东亚所做出的努力，但是美国基于其东亚地区的战略目标，协同西方国家强烈反对，最终导致日本的计划流产[5]。该案例表明了美国极力阻止东亚出现实际意义上的区域同盟，也降低了日本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能力。在威胁能力方面，美国一直十分关注中国、北朝鲜的军事实力，对可能具备威胁美国军事安全的国家采取遏制性策略；在经济安全的威胁方面，1980年代的日本的经济实力和发展势头都已经威胁到美国的经济安全，故美国通过贸易、汇率等手段对日本经济进行了反击，导致日本经济在整个90年代陷入停滞。而对于东亚国家对美国的依赖性这点，美国通过政治、经济、军事各种手段促使东亚国家对美国产生依赖，例如美国在日、韩建立军事基地[6]，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在某些方面都反应出这种理念。美日两国最早的冲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美国与日本在战争收益分配问题上出现矛盾[7]，这为日本在后来军事膨胀并最终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埋下了种子。
在战略手段方面，美国所采取的战略手段是多元的、同时进行的，美国对主要焦点地区，通过经济、政治、军事三管齐下进行监督、干涉。这种多元战略手段的同时运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任何一种单一战略手段可能造成的负面作用，实现了多元战略手段运动及其所配置的战略资源在一定程度上的平衡。在美国外交史上，俗称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便是美国对目标国家或地区实现的多元战略手段政策。在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中，中东、欧洲和东亚都是主要焦点地区。而在东亚地区，美国通过对东亚各国之间保护相对平衡以及美国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相对优势来实现其东亚战略的部分成功，而日本是美国参与东亚事务中最重要的离岸平衡手段（其重要性超过韩国，从两国驻军数量上便可看出，不过也表现出美国对日本的防备心理）。美国选择日本作为东亚最重要的盟友有两个原因：第一，日本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助于美国对大部分东亚进行监控，例如中国、朝鲜半岛、俄罗斯乃至东南亚，这形成了一个较大的辐射范围。而第二个原因则出于对日本的防范。鉴于美国与日本在历史上的两次冲突及两国在最终战略目标上的矛盾，美国所采取的既联合又对抗的策略是符合美国东亚战略目标的。和日本的紧密联盟（起码是名义上的），将日本纳入了美国有足够机动性监督、控制的范畴之内。
而从日本的角度来看，日本的国家战略目标是谋求东亚主导国地位[8]。但是极为矛盾的是，日本本国战略资源缺乏（包括领土、人口自然资源等），从理论上来说，在面对中国这样一个战略资源雄厚（相对日本的战略资源）的邻国[9]，很难有在东亚成为主导国的可能性。但是日本国内强烈的民族主义感却产生了日本超越中国并主导东亚的愿望。这种民族主义的出现及膨胀起源于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这种膨胀的核心便是以日本为主导，统领东亚，正如《亚洲的觉醒》（冈仓天心）所言，“在亚洲所有的孩子中，日本可以毫不惭愧的说，日本确实是继承了‘亚洲的传统’”[10]。日本争当东亚主导国的愿望和战略资源稀缺的现实所形成的强烈反差，导致日本只能通过对外扩张（军事扩张及经济扩张），不断补充日本的战略资源，才能实现。
与美国相比，日本所采取的战略手段过于单一，而战略资源却又过度、甚至毫无节制的配置在该手段上，结果导致该战略手段的过度运用（二战时期的过度军事扩张和八十年代的军事扩张都影响到了美国等其他发达国家的国家安全），这种战略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和单一的战略手段运用可以看作是日本两次和美国对抗却最终失败，迟迟无法实现其战略目标的一部分原因。在历史上，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不断对东亚各国进行军事扩张便是这种强烈反差的具体表现。不过，随着军事扩展的进行，日本从保持本国的战略资源平衡升级到整个“大日本帝国”的战略平衡，这种没有止境的通过军事扩展来实现战略资源平衡的手段形成一种以领土扩展、战略资源掠夺为主导的恶性循环。同样情况也发展在20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年代的经济复苏时期。依靠单一的战略手段很难维持良性循环，特别是日本所采取的依靠掠夺他国资源而非与他国合作一起扩大战略资源的特征更是难以维系。在日本军事扩张时期，中国的东北、朝鲜半岛、台湾都沦为日本原材料供应、投资地区[11]，由于日本本国经济在庞大的军事开支面前很难实现自给自足，便制定了“总体战”制度。该制度实为从中国等其他东亚国家掠夺战略资源以实现整个“帝国”的平衡[12]。而在战后经济复苏期，东南亚扮演了同样的角色[13]。这种单纯资源掠夺的模式与后来小北三郎改良赤松要的“雁阵模式”并不相同。“雁阵模式”是指日本在吸收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后逐渐实现产业升级，将淘汰的产业转移给东亚其他国家，这是一种以日本为主导的国际分工和经济合作体系[14]。
联盟—对抗关系实例分析
尽管美日两国国家战略目标不同，然而在现实中，两国的国家关系却出现了联盟—对抗的表现形式。美日两国在太平洋战争时期和八十年代日本全球（主要针对美国）经济扩张时期的对抗以及美国在冷战大部分时期和九十年代以来的同盟合作，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关系从时间上看是没有断层、持续发生的。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是两国在当时的国际局势下，为追求各自战略目标所导致的必然冲突。从当时国际政治的宏观角度来看，日本在东北亚地区的领土扩张及对整个东亚地区的觊觎已经超过了美国政府所能承受的范围。日本在控制了朝鲜半岛及中国东北地区后，继续向中国华北、华东、华南地区挺进，而中国却因各种原因无法抵抗日本的侵略步伐，使得美国原先试图保持中日平衡的构想出现了严重偏差的迹象。美国只能采取一些必要的战略手段来调整中日之间的平衡。最初，美国试图以石油禁运来阻止日本在东亚地区扩张的步伐，结果却导致珍珠港事件的爆发[15]。从中可以看出，当两国在实施各自国家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出现了严重分歧，正如二战中，日本为实现侵略东亚，建立“大日本帝国”和纳粹德国遥相呼应的目的，打破了中日之间的平衡，而这种平衡却不符合美国在东亚战略的部署。另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日本过度使用军事手段，战略资源又被极度配置在军事上，结果由于无法实现多重战略手段的平衡，战略机动性下降至一个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战略手段和途径的程度。日本由于自身的冒险性和进攻性导致这种失败频繁发生，这也是日本迟迟难以实现其战略目标的原因之一。
这种特征在八十年代日本全球经济扩张中再以显现，而正是因为缺乏战略机动性加剧了美日两国在八十年代围绕经济安全的对抗状态。日本经济在经历了自五十年代以来的经济高速复苏期后，在八十年代达到了令人瞩目的地位。随着本国的劳动力价格等生产成本的提升，产业空洞化已经出现端倪[16]，所以日本政府开始公开鼓励大型企业在海外投资、设厂。美国作为世界上经济最为活跃的市场，自然成为了日本企业的首选。以汽车工业为例，日本汽车企业在美国的经济活动是以兼并而非能够为美国创造就业机会的新设厂房为基础，从日本国内进口大量汽车零部件，在美国组装后向美国市场销售。除此之外，日本企业在美国当地的低采购率[17]、关键技术保留在日本国内[18]，削弱了美国本土汽车企业及关联企业的利润空间，而就业率也没有因为日本企业的大量投资出现明显的提升。在贸易方面，日本向美国出口大量工业制成品，而对于美国出口日本的商品却采取了强硬的贸易保护政策，尤其在农产品方面，日本政府通过限制进口、提高关税来保护国内农民利益[19] 。这种纯粹的政府主导的贸易保护政策也出现在制造业领域[20]。另外，日本企业在美国的大量投资击打了美国民众的民族自尊心，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美国民众将日本视为最具威胁的国家[21]。在美国政府看来，日本的经济扩张已经开始威胁到美国的经济安全（尤其是对汽车产业这一支柱性产业的冲击），迫使美国反击，逼迫日本在1984年签订《广场协议》，通过调整日元汇率，削弱日本产品的竞争力。另外，对于日本所实现的贸易保护政策，美国也实现了一系列制裁手段，例如1989年提出的《结构性障碍倡议》和超级301条款的使用[22]。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所依赖的低汇率被打破后，生产成本居高不下的问题迅速暴露，遂之导致了九十年代开始的经济萧条。
对于日本九十年代的经济萧条，并不完全由于美国对日本经济扩张的反击，日本陷入“失去的十年”的主要原因是日本国内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性，美国所采取的经济反击措施也不过是本着“防御型进攻”的准则所展开的。日本国内经济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政府对中小企业和农产品的保持导致生产资料价格严重虚高，而在各个行业中，政府鼓励企业之间建立卡特尔[23]；第二，日本政府大兴土木，依此维持日本的高投资率、高就业率，例如在1980年代日本便制订了“第四次全国综合性开发计划”[24]。
美日两国联盟关系主要出现在冷战大部分时期和九十年代末并持续到现在。在这两个时期美日和日本的战略途径出现了一致性，不过这种一致性具有时间性。美国在冷战开始后，所构想的东亚战略部署是以日本、韩国为基地 ，使日本以经济手段重新调整东南亚国家与日本的关系（东南亚国家在二战时期遭受日本侵略，对日本一致怀有民族主义抵触、甚至仇恨情绪[26]）。美国为避免与苏联在东亚地区直接产生冲突，将日本定位为美国的代理人，加强日本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美国一改战后初期对日本毁灭性的制裁策略（民主改造、赔偿拆迁计划、隔离日本与东亚国家的经贸往来）[27]，转而对日本进行全方位的改造，使日本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苏联为主的共产主义阵营对抗中美国在东亚的离岸平衡手段[28]。除此之外，美国也直接参与了对东南亚的经济援助。不过美国对东南亚的直接经济援助的条件是东南亚国家必须使用日元来购买日本进口商品[29]。而日本和美国则从东南亚获取生产原料，于是形成了日本在东南亚获取生产原料，将制造出的产品出口到东南亚国家，而东南亚国家也必须使用日元来购买这些日本产品的贸易机制[30]。在这一时期，日本对美国的东亚战略部署表现出高度认同并一直追随美国。在吉田茂看来，日本在十九世纪末开始的以军事手段来实现国家战略目标已经失败，现在则需要借助美国的力量来重新恢复日本的经济实力，通过经济手段来实现主导东亚的战略目标。而美国出于与苏联对抗的最终目标，也希望日本能够承担代理人的角色，协助美国与苏联的对抗。不过日本并没有完全追随美国的战略部署[31]，从吉田茂提出的日本经济战略四部曲[32]便可以看出日本期望暂时借助美国的力量重新振兴日本国力，最终实现其国家战略目标的构想。
与军事扩张时期不同的是，随着日本经济的增长和产业升级，日本对东南亚国家和其他东亚国家的依赖从最初的生产原料上升到产品零部件。这便是新型“雁阵模式”构想的基础。基于此构想，日本与其他东亚国家的关系出现了质的转变，从原来的单纯获取自然资源变成了合作分工的模式。这不但有利于日本的经济发展，也促进了其他东亚国家的发展及产业升级。不过这种模式并没有运作很久便因日本经济崩溃而中断。
美日第二次联盟是出现在97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东亚金融危机对东亚地区的整体发展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除了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依靠大量的美元储备防止了经济衰退），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的金融系统遭到了严重破坏[33]。日本经济在制造业和贸易在90年代初遭到打击后，东亚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了其经济萧条[34]。美国从此消除了日本对其经济安全的威胁，不过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美国再一次重新调整对日的定位，将其定位为以整治为主、军事为辅（日本受和平宪法约束，无法建立正规军队，而以自卫队代之），协助美国来维持东亚各国之间对美的劣势平衡。例如，伊拉克战后重建，美国便鼓励日本出动自卫队来协助美国进行伊拉克重建工作，这是日本自战败后首次以军事力量参与国际性事物[35]。不过，日本仍旧受到和平宪法约束，不可能在国际督导下再以军事手段来实现国家战略目标，因此扩大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影响力，便成为了当今日本政府追求国家战略目标的手段。
而这种手段的具体表现形式分为两种：第一，日本追随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积极地以军事、经济为工具，加强政治影响力；第二，日本也开始寻求其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日本在东亚地区以强硬的外交态度对待与其他东亚国家之间的矛盾（钓鱼岛、竹岛、东海石油、历史问题等），在2005年联合德国、印度、巴西所组成的“四国联盟”期望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便是最好的佐证。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在这一阶段也并没有完全追随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和第一次日美在冷战时期的联盟类似，仍旧迫切希望努力摆脱美国对其影响，争取成为受美国影响较少的东亚政治强国。然而美国提升日本参与国际性事物的程度也有一定限制，尽管美国公开支持日本“入常”，但是却对对日本最有可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四国联盟”的改革方案投了反对票。从中可见，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目标依旧是保持东亚各国对美国的劣势平衡，不期望任何一个东亚国家在该地区具有压倒性主导实力，这当然也包括了日本。
美日国家关系对台湾问题的影响
美日两国在国家战略目标上的矛盾和在现实中联盟—对抗关系的摇摆为分析台湾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该问题是美、日、中、台三国四方之间的互动。它之所以会引起各国之间的关注，盖从地缘政治角度分析，台湾所处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台湾处于美国参与东亚地区事务所构建的第一岛链的中点，处于中国、日本、东南亚乃至朝鲜半岛和中南半岛地区的中心（不单单是地理位置的中心，也是各种国际政治实力互动的中心）。而从历史角度来看，台湾问题起源于甲午海战后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36]，加强了日本在后来对台湾的影响力。而台湾问题的暴露则主要归因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中国国民党败走台湾，而美国在冷战时期则试图通过加强对台湾的影响来对共产主义力量（泛指共产主义国家，并没有特指中国）在东亚的发展起到一种牵制作用。随着苏联的瓦解，台湾则变成了美国遏制中国、日本乃至其他东亚国家可能威胁美国地位和国家安全，维持东亚国家对于美国相对劣势的互相平衡的一个因素。
然而，美日两国对于台湾问题的看法和态度却大相径庭，这种差别源于两国国家战略目标的差异性。正如上文所述，美国加强对台湾的影响力目的在于监督整个东亚地区，防止任何一个国家具有威胁美国地位和国家安全的实力或者潜在实力。然而对于日本来说，台湾是日本历来进行对外扩张（不论是军事还是经济）第一个也是相当关键的一个台阶，这是源于台湾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及日本对台湾五十年的殖民统治在控制台湾方面所具备的先导性。在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将台湾、朝鲜定位为生产资料供应区及日本产品的销售市场，提升了日本制造业的整体水平。在现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不仅关系到日本重新振兴的方式，也有助于日本遏制中国的发展，并促使中美关系恶化而从中寻求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契机。由于日本在经济、政治上对东亚多数国家所采取的强硬对外政策而丧失了与这些国家深入发展经政关系的空间。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庞大的劳动力数量和巨大的市场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及韩国的政治经济关系的良性发展。日本在经济复苏期和美国竞争后所获得的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随着中国的崛起而逐渐被弱化，而在整个东亚地区，日本与台湾在冷战时期所建立的政治、经济关系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水平，这似乎能为日本振兴提供一个可能性较大的机会。
然而日本与台湾的紧密关系将威胁到美国在东亚的利益。假如日本与台湾形成某种联盟关系的话，美国在东亚的地位将不像想象中那么稳固。由于美国一直致力于东亚地区各国之间对美国的劣势平衡，那么可能的日台联盟将打破美国所构想的平衡。所以，台湾问题似乎成为日、美国家关系变化的一个影响因素。
注释：
[1] 这种劣势平衡将在下文中详细阐述
[2] 吉田茂在气《十年回忆》中明确表达了日本希望主导东亚的愿望。见吉田茂《十年回忆》第一卷，第155、14页。
[3] 潘瑞《冷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第155页；Robert J. Art《美国大战略》第144页。
[4] 美国在二战期间根据租借法案向苏联提供的军事援助包括：18303架飞机；在1941年前提供180辆坦克，整个二战期间总计1.3万辆坦克；400艘海军战舰。
[5] 张德明《东亚经济中的美日关系研究》第263、305页。
[6] Rober j. Art《美国大战略》p. 173-175。
[7] 华盛顿会所签署的《四国条约》打破了日本在东亚的压倒性主导地位，而在海军军备上日本也处于劣势地位。
[8] 吉田茂在《十年回忆》第一卷，第155页写道“日本是亚洲的工业最发达的国家，而且我们本身也是亚洲人，因为我们最了解如何使有关人类进步的夕阳技术应用于东方的生活方式和当地的条件。
[9] 中国领土面积为960万平方公里，而日本仅有37.8万平方公里；中国人人口数量世界第一，突破13亿，而日本人口数量一直保持在1.2亿左右，而且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据日本总务省2004年9月公布日本老年人口占人口总量的比例已达到19.5%。
[10] 这种民族主义膨胀的趋势还可以从杉田鹫山的《东亚恢复论》、《兴亚策》、樽井藤吉德《大东合邦论》以及草间时福德《东洋连衡论》中可以看出，日本意欲“主持连衡大业……稳操东亚盟主之牛耳。”参阅盛邦和《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日本亚洲主义与中国》。
[11] 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资源掠夺包括：铁路、开发煤矿以及移民；日本对中国东北投资总计14.02亿日元；中国东北生产的大豆通过日本三井物产提供给欧洲市场。
[12] 小矶国昭（时任少校）所著《帝国国防资源》报告中“中国国产原料”一项。1922年9月所制定的《陆军军需工业动员计划要领》第53条更是明确指出“索要之材料、原料及燃料可在帝国权力范围内的满洲区的。”
[13] 在日本经济复苏时期，由于丧失了中国市场，只有通过东南亚提供原料和销售市场，而东南亚则需要相对美国产品来说较为便宜的日本制造业产品。张德明《东亚经济中的美日关系研究》第74页。
[14] Robert Garran, Tigers Tamed, pp. 48-49。
[15] Waldo Heinrichs, threshold of War: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American Entry into World War II, 1988。
[16] 山田充彦《制造业向海外转移使日本经济进入了结构性依赖进口时代》中指出，“为了适应日元升值和产业空洞化，应将涉及、开发技术和零部件生产放在国内，在国外进行组装。”《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会报》1986年。
[17] 克鲁格曼《预测90年代美国如何发生变化》中提到，在美国日本汽车产业零部件的当地采购率只有38%，电子产业的当地采购率只有20%。
[18] 日本贸易振兴会：《1990年投资白皮书》，第48页。
[19] 农业保护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自民党一直将农民视为自己的主要选民。G. 迪卡斯《自民党会成为第二个社民党么？》刊登于《中央公社》2001年2月期。
[20] 迈克尔. 波特在《日本还有竞争力么？》一书中指出，日本政府有意识保护国内中小企业，避免国外进口产品对本国企业的冲击。
[21]《日本朝日新闻》1991年12月7日期刊登了日本经济新闻社在该月在美国所进行的民意调查表示，63%的美国人认为日本经济实力是一种威胁。
[22] 该条款规定：美国贸易代表在1989年和1990年向每年3月31日国会递交《国家贸易评论》报告，在其后的30天内确定一份市场最封闭、使美国经济受到最大损害、最不公平的国家名单。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在9月30日之前，通过谈判强迫这些国家取消贸易壁垒，在指定领域对美国开放市场。如果当事国在此期限后3周内仍旧不做出让步，美国将其列入“最不公平贸易国名单”，并继续本法律所修改的反不正当贸易行为的程序，对其进行报复性制裁。
[23] 企业之间的卡特尔获得了日本政府的官方认可。迈克尔.波特《日本还有竞争力么?》第42页。
[24] 冯昭奎《日本：战略的贫困》第99页。
[25] Robert J. Art《美国大战略》第173页。
[26] 张德明《东亚经济中的美日关系研究》第74页。
[27] William S. Borden: The Pacific Alliance, p. 62。
[28] 美国对日本的经济援助被称为“逆转路线”(the reverse course)，包括了取消日本战争赔偿义务、提供资金与生产原料、推行以保持预算平衡的道奇路线、杰出外贸控制。张德明《东亚经济中的美日关系研究》第44至49页。
[29] 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指出“在东南亚，美国经济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欧洲和日本增加食物和所需进口的生产。”William S. Borden: The Pacific Alliance, p. 114。
[30] William S. Borden, The Pacific Alliance, p. 40。
[31] 野村研究所副总裁铃木义雄认为：“为保险起见，日本必须组成一个具有足够影响力的协商集团以解决进入美国和欧洲共同体的额外难题。”Yong Deng, Promoting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p. 39。
[32] 吉田茂所构想的四部曲为：第一，追随和依靠美国以复兴日本经济为人为；第二，开发东南亚使之成为日本的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第三，力图进入中国市场；第四，成为东亚经济的带头人。
[33] 郝瑞庭、赖辉亮编：《金融病毒——人民币何去何从》。
[34] 日本数家大银行在金融危机中倒闭、金融机构遗留大量不良资产，1997年1月至10月，日本有6家负债超过1千亿日元的金融机构倒闭或者被兼并，1998年1月，大藏省所公布的全国所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总额已经达到了76.1亿日元，占这些金融机构总贷款余额的12%。冯昭奎《日本：战略的贫困》第117页。
[35] 日本国会参议院于2003年7月26日凌晨通过了允许向伊拉克派遣自卫队的支援伊拉克重建特别措施法按。
[36]《马关条约》第二款第二条与第三条：中国将管理下开地方之权，并将该地方所有堡垒军旗工厂及一切属公对象，永远让与日本……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
参考文献：
1． 冯昭奎：《21世纪的日本：战略的贫困》，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
2． 赵瑾：《全球化与经济摩擦——日美经济摩擦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
3． 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
4． 张德明：《东亚经济中的美日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
5． 潘锐：《冷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从老布什到小布什》，时事出版社2004年
6． 范文仲：《银发社会吞噬日本财富》，《新财富》2005年11月17日
7． 盛邦合：《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日本亚洲主义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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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克鲁格曼：《预测90年代美国如何发生变化》，TBSC出版社1990年12月26
